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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开阔的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
八
尼克松来后才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土。“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第七章
吴石岭
一
在我忙着挖防空洞期间，外公到了上海。
此时的外公，已经七十二岁，在乡下过日子还算安定，因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顾他。
小舅舅毕业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准很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来在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家做了农民。他快速地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会讲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结果，才几个月，乡间的上上下下，都离不开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顾，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张罗生计，便心生悠闲，想来再看一次上海，这座他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半个中年的城市，这座居住着他的大量亲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这个人，一生对灾难缺少敏感。这次来上海，还是这样。
那天我穿着浑身泥渍的衣服回家，看到他，惊喜地叫一声“外公”，他回身看我一眼，问：“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今天已经到了上海。
我说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细问，两只手不停地摸着显然刚刚剃过的光头顶，说：“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让我快活吗？”
我没想到外公在阔别多年后一见面会向我提起这个具有人生概括意义的大问题，不禁精神一振，等待着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光头，刚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听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楼剃头去了，因为看到楼下有一个扬州师傅的剃头铺子。我们家乡也有剃头店，但手艺比不上扬州师傅，主要是少了那种“上下其手”间边边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对上海生活的怀念都是极琐碎的细节，今天一来就快速地偿还了一笔多年的相思债。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笔，他早在心头做了一个账本，准备这次一笔笔勾销。
他又摸了一下头，转身对我妈妈说：“阿文怎么还不回来？明天是礼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斋！”
“阿文”是他称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铺，做的镇江肴肉很有名。这显然又是他心头的一笔债。
妈妈抬头看了看外公，平静地说：“阿文回不来，被隔离了。”
“什么？”外公没听明白。
“隔离。说是有问题，关在单位里。”妈妈说。
外公对于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生气，“你婆婆在乡下经常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妈妈说。其实，我猜想祖母是曾经想告诉他的，但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么一副乐滋滋的模样，不知从何开口。
“关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对妈妈说。
“你不能去。”妈妈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外公说。
“你是地主，这也是他要交代的问题。”妈妈说。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独个儿步行去了老半斋。
我想象着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对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上海的街道与他上次来，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标语，其他都是旧的，而且越来越旧，一派不想作任何改变的固执模样。
但是相比起来，更固执的是他。人固执起来，什
么也扭不过。
由他，我想起一幅图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庆祝什么，满街人头济济、锣鼓喧天，我到静安寺去修鞋，被闹得头昏脑胀。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个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吧，穿着一身紧身的老式法国时装，头戴一顶银灰色软帽，与身边密密层层穿着宽大军便装的二十几岁妙龄姑娘相比，她甚至说得上“风姿绰约”。她严格地按照红绿灯过马路，来到一家叫“西区老大房”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