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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土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五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一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六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
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