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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八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专门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人。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一
下乡前的一个下午，雨中夹雪。我把自己喜爱的一堆旧书当作废纸论斤卖了，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
店门口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小后生，你已经湿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头见我两眼发怔，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二
我和同学们去的地方，离上海倒是不远，江苏吴江太湖边上的一个军垦农场。这将是走向更远的地方的出发点。更远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走？什么时
候走？都不知道。
我们先在吴江县的松陵镇落脚，据说军垦农场就在七八里路之外，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军垦农场呢？这有点奇怪。
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就是那个工宣队的“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大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有个余江县，毛泽东主席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究的护送人员厂但他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三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说：“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阶组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