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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十一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本，他极为熟练
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千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哕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十二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其实，很多与书籍文字有关的机构也都跻身其间。在老上海，很多文人早已习惯与色情相邻而居。据包天笑先生回忆，他在棋盘街的《苏报》社上班时，编辑室的对窗就是妓院的客房，妓女们和编辑们早已熟如家人，每天上班下班还轻松地互打招呼。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在夜风刺骨的拥挤江舟中，还受到一位“对窗妓女”的侠义帮助：他想在船舷边小便而站不稳，那位妓女解下自己的裤带把他拦腰一缚，紧紧拉住，才解决了问题。这幅图像只能属于上海，猛然一看确实不大正经。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十三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走。
叔叔一手把我揽在他身边，要我与他并排，他走在外边，保护着我。
这样一来，我就贴近了花圃边的铁栏杆。我边走边把手捋在上面，滑滑凉凉的，很舒服。
叔叔一见，立即阻止，说那栏杆脏。
我说：“很干净啊，连灰尘都没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评我，或要给我讲一段他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果然——
他说：“我说脏，是指细菌、病毒，不是乡下的泥巴、灰尘。乡下的那种脏不叫脏，上海这种看不见的脏，才真正叫脏。那么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实际上什么都留下了，才叫脏。”
他在给我讲卫生知识吗？是，又不是。我怔怔地看着他，他稍稍有点亢奋。
他当然不相信我这么个孩子能够完全领悟。但他不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领悟不多，记忆很好，而且特别能记住那些不大能领悟的部分，然后用很长的日子，去慢慢反刍。
第五章
独身的叔叔和姨妈
一
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来得多了。从蚌埠到上海，毕竟比到乡下方便。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他又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小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说了下去：“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说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个“俗”字，因为在上海话的发音里，这个字与“熟”字差不多。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术，所以我没有细说。实际上，我因为乡下“堂楼顶”小书房里有一本《芥子园画谱》，日日临摹，打下了一点基础，进了中学很快被美术老师发现，指定为美术课的“课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完全沉迷在绘画里了。我从图书馆寻找绘画教本，先是费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认真地边读边画，还不断地到长风公园（当时叫碧萝湖公园）写生。
出去参加过一次美术比赛，被人看中，结果被邀去画大幅宣传壁画。一九五八年普陀区废品利用展览会入门大堂的主题画，就是我一个人画的，每天放学后去画，画了六天。于是小有名气，又被请去画了安远路锦绣里大墙上的全部卫生宣传画。我爬在木架上画这些大壁画的时候，下面总是有大量的路人驻足观看，不是因为画得好，而是因为画画的人太小。那时，我十一岁。
我在外面写生、画壁画的事，没有告诉同班同学，但美术课的陆老师知道。美术课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门不被大家放在眼里的边缘小课，他却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作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