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
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丈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五千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四十八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参见《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68页）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七十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2005年3月8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尚明轩主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美＇史扶邻，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走进中国一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记忆中和文革开始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人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人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