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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听的故事没有听到，我自然也有些遗憾，但却又似乎更增加了我对她的尊重。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有了“文革”中父母挨斗的经历，上山下乡时看到的种种阴暗面，和当兵时所经历的精神上的压抑，自己觉得心灵已经不再年轻，总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抚慰。就在那些夜里，我开始向她诉说自己的“不幸”。我讲得很多，或许是自以为曾经有过的单纯和理想在现实中遭受到的打击太大，我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常常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愤慨。边陲大漠的寒冷和荒凉，年轻伙伴的不幸死去，口出狂言带来的灾难……她始终靠在床上认真地听，鼓励我讲。有一次，在我讲完一些事情时，她下了床走到我的身边，摸着我的头说，你们这一代人真不容易啊！我听得见她声音里含着的深深的叹息和忧伤，那时候我才猛然从自己的讲述中清醒过来，想到身旁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所经历的一切，她把青春、才华、名誉无保留地奉献出来却一无所获，如今为了一纸平反文件，她天天盼夜夜盼内心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在她的面前我所说的一切又能算什么呢，我觉得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从心口直往上涌。热闹非凡的文代会一晃就过去了，人们匆匆相聚又匆匆分手。经过了好多天的忙碌，我终于在临别的一个晚上找到空闲陪她散步。我们在街上慢慢地走，秋天的晚风吹拂着我们，冷冷的空气中有树叶沙沙摇动的声音，时而有几片叶子轻轻地飘落。在一排茂密的大树下我们站立着，关露扬着头仔细地端详着面前的树，那些树的枝干笔直挺拔，经过了整整一个春天和夏季的生长，油亮肥硕的树叶全都沉甸甸地摇曳在枝头，好像在等待着一场坠落。有好一会关露都不说话，我又听到了一声她发自心底的叹息。那叹息是悠长沉重的，风砍着她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齐的头发在风中散乱。在灯光下，我似乎看到了藏在镜框后面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睛里蕴含着的泪水。我不知道说什么，大气都不敢出，也不敢问。她在叹息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风吹落叶般的往事，还是又想到了那遥遥无期的组织结论，她在等待中挨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那是需要用什么样的耐心和毅力，或许是要用全部的对生命和信念的渴望来等待的啊！在那一刻，我真想为她做些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连仅仅是回到事实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也这么难实现呵。一种见到她之前的感觉重新回到心头，沉重和不安悄悄漫上来，一点一点地挤压着我的心。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了她的笑，那笑声在清冷的空气中让我打了一个抖。我望向她，她的脸上有一种极复杂的说不清楚的表情。她抓住我的胳膊和我一起继续往前走，并且开始说些高兴的事情。我随声支应着，心里佩服她能那么快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我想或许她始终都不愿意把那些沉重的东西传染给我。
第二天，我把关露送到车上，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她香山的家去做客，她说那里空气新鲜，吃的东西也新鲜，和城里比她更喜欢那里。她的长诗果然在会上没有找到发表的地方，她有些失望，说回去还要好好修改。在那次大会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无比坚强乐观的关露。至少，在1979年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她和许多人一样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
以后的日子关露是在等待和寂寞中度过的，一个大的热闹非凡的时代到来了，但它却没有带给关露热闹和新生。在北京香山那个幽静的小院里，她一个人过着冷清的日子。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每次接到我的电话她都显得很高兴，听得出来她很寂寞，很少有人到她那里去。她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嘱咐我好好工作，争取时间写一些东西。有时我会向她发发牢骚，说说自己遇到的麻烦和苦闷。她总是认真地听，然后鼓励我遇到问题要坚强冷静。谈论她的诗也是我们通话的一个主要内容，提到诗她的精神会振奋起来，话也变得喋喋不休，有时候她还会在电话里给我朗诵诗中的一些句子，问我这样写好不好。我不止一次地向她建议说，最好她能写写自己坎坷的经历，那些苦难的日子她是怎么挺过来的，肯定有人愿意出版，也有人愿意读。她答应着，人却兴奋不起来。过了些日子再通电话我们又谈到她的诗，她说还在改，但是口气变得有些急躁，好像经常写作到深夜。我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熬夜，她说没关系自己不在乎。我知道在她心里没有什么比写诗更重要了，流失的岁月带走了太多的遗憾，她是想要尽可能地弥补回来。我真希望她的长诗能够早日问世。那首诗直到最后我也没有看到发表，现在想起来我却深深地后悔我没能记住那些诗，哪怕是其中的一些句子，更不知道那些诗后来到哪里去了。使我深感不解的是，其实她身上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特别是1939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她深人敌人内部出生人死所经历的一切，对许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谜。如果把这里面的任何一点事情拿出来写写都会引起许多出版者和读者的兴趣，可是这似乎并不是她所愿意的。是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还是压在她头上的一直没有到来的组织结论使她不能也不想揭开那神秘又残酷的一幕？她只是执着于诗的创作，想要把自己重新燃烧起来的激情倾注到对火热青春的歌颂中去，可是不幸的是，她失败了。那一年，在全国数百种杂志中，发表类似这种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寥寥无几，她又一次被淡忘了。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合家团聚的时候，我很惦念孤单一人的她，打电话过去问候。她好像感冒了，声音有些弱，说起身体来很是烦恼和无奈。我说过去看她，她连说好，立即又说路太远，那里又很冷，等春暖花开吧，到时候可以来住几天我们好好聊聊，说着电话里又是她特有的笑声了。可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却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那时候的文坛异常热闹，我常常跟了领导马不停蹄地奔跑在各种活动和会议之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突发脑血栓症，昏倒在地，虽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身体和记忆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连打电话似乎都很困难了。
后来她的日子就越来越艰难，身体也越来越差，常常浑身疼痛彻夜难眠。病中的她好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除了少数几个要好的朋友没有什么人去关心她。她为了要在城里找一个住的地方看病，为了解决看病的车子，为了找保姆而烦恼着，一个人苦苦地与生活抗争。后来几经周折，在梅益老的帮助下，她终于得到了朝内大街的一处房子。那是一间只有十平米的简陋小屋，只能容纳一张木板床和一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品，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在得知她搬进城里以后，我就想着去看望她，可每天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儿，总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拖着。终于有一天，我去了朝内大街，没想到恰逢她去了医院，在黑洞洞的门前我站了好一会儿，想象着门背后的简陋和病人的痛苦失望地离开了，不料就这样失去了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
1982年对于关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的4月，她终于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她作出的《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这一天在她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难等待后终于来了，当她支撑着病痛不堪的身体，拿起笔来在这个决定上签字的时候，的苍凉可想而知。
是12月5日，新的一年又要来临的日子。这天，冬日的北京是否天寒地冻，狂风是否携带着沙尘和哨子般的尖叫在幽长的胡同中穿过，我已经记不清楚。可是这一天在我的感觉中却永远是那么寒冷。就在这一天，在北京那条普通的街上，在那间只有十平米的潮湿小屋中，在人生的路途上艰难地走过了七十六个年头的关露，从容地支开陪伴她的人，收拾干净自己，吞下了早就准备好的大把的白色药片，在那张窄小的硬木板床上躺下来，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是在隔日的下午，我收拾了办公室的东西正准备下班，接到了荒煤老的电话。话筒里是他惯有的语调，平静的，低而缓。他说关露去世了，是自杀……后面说了些什么我几乎听不进去，只记得有很久我都呆坐在办公桌前。窗外，冬日的太阳正慢慢地在天际落下，红色的余辉还带着美丽和温柔在远处留连，我脑子里空空的很乱，好像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她为什么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