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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诗相比就知道了。《死亡也不得称霸》头开得好，但后继无力，没有获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那种层层递进令人激动不已的效果。
六
问题一：你的诗是对你自已有用还是他人有用？
答：两者都有。诗歌是有节奏的、不可避免的叙述性运动，从层层包裹的盲目到赤裸的视觉，就其强度而言，这一运动取决于投入诗歌创作的劳动。我的诗应该对我有用，因为它记录我冲破黑暗抵达某种光明的个人挣扎，而见识到具体记录的缺憾会对将来的个人挣扎有益。之所以说我的诗应该对他人有用，因为他们也熟悉同样挣扎的个人记录。
问题二：你认为叙述性诗歌有没有用？
答：当然。叙述性是不可或缺的。如今大量单调而抽象的诗歌没有叙述性运动，完全没有，因此是僵死的。每首诗都必须有推进性的诗句或主题。其实一首诗越主观，叙述性诗句越清晰。叙述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符合艾略特在谈到“意义”时所说的“读者的一种习惯”。顺其运动，让叙述采取读者的那种逻辑习惯，诗的本质就对他起作用了。
问题三：你是否在写诗前等待一种自发冲动；如果是的话，它是词语的还是视觉的？
答：写诗对我来说，是建立一个正规的词语密封舱，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最好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支柱（即叙述性），多少支撑那来自创造性身心的真正动因。动因总是在那儿，总是需要具体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诗歌“冲动”或“灵感”只不过是突发的，通常是体力上的，如同能工巧匠的那种技艺。最懒的工人冲动最少。反之亦然。
问题四：你是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你怎么看他？
答：是的。凡是隐藏的就应该让其赤裸。剥光黑暗是净化，剥光黑暗带来净化。诗歌，记录了个人如何剥光黑暗，一定会把隐藏太久的地方照亮。因此让黑暗彻底曝光。弗洛伊德照亮了他发现的一点黑暗。看到这样的光，意识到隐藏的赤裸，诗歌就会因此获益，而且比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隐秘原因走得更远，进入更净化的赤裸之光。
问题五：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问题六：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什么使你区别于一个普通人？
答：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动因，我只不过用诗歌这种媒介来表达而已。
七
1931年，天鹅海镇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二十年代的一连串大罢工，导致钢铁厂和煤矿纷纷倒闭，失业率高居不下。而狄兰很幸运，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在《南威尔士邮报》找到份工作，在读了十五个月清样后，他成为小记者，专门报道本地新闻，诸如婚礼、火灾和安葬。狄兰的诗中大量和死亡有关的术语，正来自他的现实——为寻找故事，奔忙于警察局和停尸房之间。但他发现所有事件都差不多，于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东拉西扯。据一个当年的朋友回忆，他是个天生的小丑。在他面前，无论演艺界还是知识界的人都自惭形秽，他能按他们各自的路数打败他们；如果对方谦卑，他也谦卑。他曾和姐姐及未来的姐夫在当地小剧团演过戏，客串各种角色。
狄兰一直在写诗，写在两个学生用的笔记本上。他在给一个患结核病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处于一个最重要的过渡期。我拥有的才能会突然消失也会突然增长。我可以轻而易举变成个大笨蛋。我也许现在就是。而这并非让同一个人的空虚变得不安。”而正是在这一过渡期，狄兰完成了他的头一本诗集《诗18首》，几乎囊括了他所有重要的早期诗作。
本地的小圈子，对孤独的狄兰来说如此重要。天鹅海镇生活的悠闲儒雅（甚至在那些反叛的艺术家之中），成为狄兰的才能的摇篮。他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个诗人，对此从未怀疑过。他从儿歌、民间传说、苏格兰谣曲、《圣经》故事、赞美诗、布莱克和莎士比亚诗行中广泛吸取营养。在一封1935年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的方法是：我在无数张小纸片上写诗，两面都写，常常颠倒交叉，不带标点符号，被涂抹的灯柱和煮鸡蛋包围，在极肮脏的混乱中，我逐渐把一首慢慢发展的诗抄在一个练习本上；一旦完成，再打出来。我烧掉那些纸片……”
酗酒给一个外省年轻诗人带来骄傲，既是男性的证明，也是对教堂的否认。对狄兰来说，天鹅海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灌进满肚子啤酒，一醉方休。
狄兰认识了帕米拉（Pamela Hansford John…SO），她是住在伦敦的女诗人，常在一家报纸《星期日仲裁人》的“诗歌之角”发表作品。1933年夏天，帕米拉在“诗歌之角”读到狄兰·托马斯的一首诗，于是写信到天鹅海镇。狄兰的回信带有明显的自我保护意识。他批评了帕米拉随信寄来的诗，并附上自己更多的作品。他很高兴帕米拉跟他年龄相仿，并非那种老处女。他甚至在信里撒了谎，虚报了两岁。两个诗人当时都充满挫折感：帕米拉在伦敦的办公室打工，狄兰在威尔士默默无闻。这也许正是他们的共同点——同命相怜。
经过几个月频繁的书信来往，1934年2月，这两个青年诗人终于在伦敦见面了。那年狄兰十九岁，帕米拉二十一岁。狄兰在伦敦住了一周，以后常到伦敦看望帕米拉。他俩很快堕入情网。
《星期日仲裁人》以设立诗歌奖的方式帮助青年诗人出版诗集，第一本选中帕米拉，第二本是狄兰。报社编辑们简直不敢相信，狄兰这么年轻竟能写出如此非凡之作，于是给他买火车票，要亲眼见见作者。狄兰来到伦敦时正赶上复活节，他和帕米拉及其家人一起度假。
在修改《诗18首》期间，他发现写作越来越难，抱怨他像壮工一样写六行诗。他失去对写作的自信，开始向朋友抱怨：“在词语牛的折磨，在连接与拼写中的折磨，在偷来的纸上爬行的蜗牛和四面风倍增的声音中的折磨，以及我的知识贫乏中的折磨。”
在威尔士的一个周末，狄兰和一个记者及其未婚妻喝得酩酊大醉，那女人居然睡到狄兰·的床上来，鬼混了四天。出于内疚和犯罪感，混合着男性的骄傲，他给帕米拉写了绝交信。那年夏天，他们又言归于好。但好景不长，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伦敦对一个青年诗人敞开了大门。1934年11月，狄兰和他的朋友佛莱德（Fred Janes）搭车来到伦敦，开始了独立的生活。11月17日，在他们共同寄出的第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抵达。帆布，纸，书，没钱……不管好歹我们绝大
多数时间闲着……”他俩住在环境恶劣的小单元。按佛莱德的说法，为了取暖，狄兰常把衣服都穿上，捂得严严实实坐在床上。然后突然消失，数天甚至数周。有一次他出去理发，再见到狄兰竟是一个月后，在天鹅海镇。每次狄兰回到伦敦，总会带来些新朋友，诸如过了气的美国拳击手，或躲藏中的共产党员。
狄兰开始和伦敦诗人和编辑圈子混熟了，找到读稿写书评之类的零活维持生计。他生性直率粗鲁，常得罪人。他在给《1934年最佳诗选》的编辑的信中指出，他选的都是最糟糕的诗作，“对诗歌的智性阅读是有害的；一首从另一首吸血；两种相近的才能最易于互相抵消。”在给两个青年诗人的两本诗集写的书评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即使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样的诗人还是应该每周被踢一顿屁股。”
大都市带来的刺激总是把他累垮，然后回到威尔士休养。他在家乡虽极度无聊，却可以专心写诗。由于生活窘迫，他自称有时候想改行成为银行职员，“而我恰恰喜欢那些难以写出难以理解的东西……诗人根本不懂他自己写下的一切。”他的第一本诗集《诗18首》于1934年12月18日出版，只印了二百五十本。这本薄薄的书得到好评，他开始在英国诗歌界小有名气了。受清教徒传统的影响，狄兰在结婚以前并不随便跟女人上床，除非喝醉了。但他太懒太被动，难于拒绝诱惑；特别是酗酒。酒吧在伦敦是阶级对立的缓冲地带，人喝醉全都一样，尽管是暂时的。据一个朋友回忆，几乎人人都喜欢狄兰酒后所显露的温暖与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