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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
2005年2月18日 河西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费振钟
一碗春面
1966年冬天，我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还不满九岁。我参加“文革”的理由，说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仅仅为了吃一碗不要钱的阳春面。
这年秋天，我从祖父那里来到父母工作的镇上，在镇中心小学读三年级。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由最高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革命运动，从遥远的城市席卷到我们这个僻远小镇，好像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最初大家谁也不大明白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觉醒来，便听说可以造反了；到处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声音，宁静的小镇立刻纷乱起来。最先打出造反旗帜的是搬运站工人，他们将手中抬货的杠棒涂上红漆武装起来，占据镇里的文化站设立了战斗司令部，凭着他们膀大腰圆，首先夺了公社党委的权。随即镇上的造反队伍蜂拥而起，贴标语，发传单，揪斗当权派，到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家里抄家。街头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造反队员分成好几拨，在镇上重要的公共场所出没，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镇子中心大街上用木板搭了一个巨大的台子，每天传达来自上面的“最高指示”，或者召开批斗大会，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响个不歇，镇子上空声浪翻滚，气势逼人。
小学校里也停了课，学校教室和操场被造反队征用来做抄家物资仓库，盖着红印章的封条贴在教室门窗上，表示这些过去的私人物品，已经没收充公，成为革命财产。学校也闹革命了，由一个六年级语文老师领头，做了很多“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袖章分发给学生，他们造了小学校长的反，墙上贴了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揭发批判校长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虽然上了三年级，由于年龄小，大龄同学不带我参加揭发批判，尽管我觉得随便用墨汁在纸上涂画是一件快活有趣的事情，用多少张白张，多少瓶墨水，只管到学校教务处拿，那个过去很凶的老教务员哼也不敢哼一声，就乖乖地发给这些嘴上没毛的孩子，脸上还一副讨好的样子，这在以前从来都不会有的。我也比较懵懂，主要兴趣还放在看小人书上，既然不能革命，天天看小人书也不错。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她是一位胖胖的扎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比较喜欢我，我常常从她那儿得到小人书看。现在不上课了，我从陈老师那儿借了一摞小人书。一天上午，看《东郭先生和狼》，正入神，一个我不认识的五年级学生劈手就把它抓了过去，冷笑说，好啊，看封资修！我不服气，说，《东郭先生》怎么是封资修？五年级学生说，这上面画的人穿长袍大褂，你敢说不是封资修？他三两下就把书撕掉，扔在地下，狠狠踩了几脚，说找你们老师算账！当天下午，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陈老师宿舍门口，骂陈老师用封资修毒草毒害青少年。我给陈老师惹了麻烦，觉得文化大革命再怎么好，也不该这么对待陈老师，却不敢再去她那儿借小人书了。
一时无事，在街巷上逛来逛去，看造反队种种行动，看来看去，我就看出革命的好处来了。
原来镇上有一家叫福春的饭馆，革命一起，招牌换成人民饭店。我上学时，每天早晨从饭馆门前经过，正是卖点心和面条的时候，一阵阵葱花和猪油香味扑鼻而来，人还没有走过去，就咽下好几回口水。尤其饭馆里做的阳春面，吏让我心馋嘴馋。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很想吃上一碗。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但八分钱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大数字。我的口袋里从来没有装过八分钱，我吃不起一碗阳春面，所以我总是怏怏的不甘心每天闻着香味经过饭馆。现在，直觉告诉我，这一切将要发生变化，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从我站在人民饭店门口，观察到造反队进出吃喝不要钱的这一时刻开始，我真是茅塞大开，一下子就经了风雨见了世面长了见识。那些造反队员走进小饭馆，人人吆三喝四神气活现，要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拿什么，威风极了。吃喝完了，只报一声“某某战斗队”，就大摇大摆走了。这样的革命，何其好啊！革命无比的优越性启发了我，终于让我觉醒了。前几天，我还为文化大革命可以蛮横撕毁我的小人书愤愤不平，可现在它对我充满了魅力。假如我也是一个造反队员，那会怎么样？不用说，我会挺胸昂头、大摇大摆走进饭馆，我会无所顾忌地坐在圆桌边要饭馆里的厨师端上一碗最香的面条，大口大口吃完它，连碗里的汤都喝完，然后一分钱都不付，扬长而去；可惜，我现在还不是，但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呢？我决定去找一个我认识的前小学六年级学生顾小。顾小是搬运站工人的大儿子，长得像大人一般人高马大，他已退学一年，现在乘“文革”时机，也当了造反队员。
其实加入造反队，一点也不难。顾小同学拿来一只印了红卫兵三个字的红布袖章，往我左臂上一套，我就成为了造反队中的一员。我甚至都没有问我参加的造反队叫什么名，但这没什么要紧的，重要的是我参加了造反队，我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了。开始，我为造反队贴大字报拎浆糊桶，天气已经很冷了，手冻得红通通的，胳膊也僵硬发麻，身上棉衣棉裤沾满了浆糊，回家后总要被母亲骂一顿。这样咬牙坚持了几天，觉得前景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主要是我还没能不付钱吃面条。可能我胆怯，不敢独自一人闯进人民饭店，拎浆糊桶这样屁大的革命行动，似乎不足以获得免费面条的英雄资格。事实上，我也曾进入饭馆做过尝试，同去的还有两个与我一样想吃面条的小学生，但饭馆里那个管面条的胖子，竟然要我们出示造反队的条子，我们没条子，眼睁睁看别人吃香喝辣却无计可施。但我没有灰心，我等待机会，我坚信造反了革命了一定会吃上不要钱的阳春面。
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天下午，挖出一个窝藏很深的老反革命，是代销店卖酱油的汪麻子。我们造反队决定立刻到汪麻子家抄家。傍晚出发时，顾小同学高声喊，某某，同去！我就喜出望外地同去了。抄家队伍高举红旗，一路呼喊口号，往汪麻子家进发。顾小还拿来一张小铜锣，让我在抄家队伍里跟着敲。我不知道为什么去抄家要敲锣打鼓，又不是迎亲，不过我不想问为什么，叫我敲，我就敲。我用力地将小铜锣敲得很响，却与别人的节奏合不起来，但我混在其中，敲得煞有介事。到达汪麻子家，造反队拍门而人，见东西就翻，翻到好东西就往外拿。我在门外，东张西望，乱乱糟糟，不知所以。过一阵，听到有人在里面大声喊，叫那个小学生钻到床底下。我就被推进去了。床很低矮，只有像我这样的孩子才能顺利爬进去。我爬到床下，里面黑乌乌一片，有人递过来一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贼亮，一照，照出床底下还真的藏着稀罕东西。那是十几个银元宝，黑暗中闪着微光。我从来没有见过银元宝，我把它们一个个递出来时，外面的造反队员们也都发出惊奇之声。反革命汪麻子在床底下藏着这样贵重的财物，分明变天之心不死，他要用这些银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