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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郊县，一群朋友围坐在一起准备吃河豚。其中一位性急，举筷欲先尝其鲜，另外一位连忙阻止说：“还是我先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还可以为我们家留个香火。”说这话时，这位男子表情悲凉。
这位男子就是李建民，原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而那位性急者则是李的弟弟。其时，作为海南信托投资公司中的后起之秀，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最终关闭的命运已经注定。接下来的，将是一连串的清算。对于近在咫尺的牢狱之灾，李建民肯定已经心知肚明，惟一不能确定的，是这场牢狱的期限。此情此景，也难怪这位曾经在海南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席间大发悲声。
听闻这个故事几个月之后，赛格信托案即告宣判：李建民被一审判刑3年。这项判决还同时判处李的两位助手万善颐、阮庆生有期徒刑2年半。这项由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称，在1997年到1998年，“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取超额发行、重复发行、变相发行的手段，擅自发行公司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擅自发行公司债券罪”。
虽然我们无法详细索解赛格信托案的真实内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建民及其同事所重复的不过是中国金融界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规则打擦边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乃至整个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潜规则。对于这个终于到来的判决，李建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它毕竟没有与具有强烈政治化色彩的腐败联系起来。而这种特殊勾连在我们见过的金融案件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如果是那样；李建民面临的指控将会严厉得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建民并不知名，但对于海南，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2002年8月由海口这个区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这意味着，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正在悄悄地了结那场轰轰烈烈但却十分尴尬的巨大实验。事实上，早在1993年南方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海南的正剧就已经落幕。这场由海南发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个南方的地产狂热，差一点就导致了一次金融崩溃。据说，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争先恐后加入南方的地产炒作，许多内地银行都濒临关门的危险。相信，亲历过那场狂热的人们，都不会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当时中央银行头寸的紧张状况，为1949年建政以来之仅见。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处理措施，这也最终导致了从1994年开始的新一轮金融改革。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史中，海南即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遗迹，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典型案例（历史现象）。而最近几年陆续曝光的海南金融案，不过是那个时代就已经撞击出的历史回响。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回响大多是以当年英雄们的个人悲剧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很难体会到海南当年那种独特的精神魅力了。在他们眼里，海南不过是一处美丽的海滨度假地，那里不曾发生过任何惊天动地的故事。而对于我们那一代青年，海南简直就是一个圣地，曾经引发了中国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人口集中迁移，其主体成分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一代理想主义青年，在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幻灭之后，将海南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边陲海岛当作他们理想和激情的避难之地。于是，“到南方去！”，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最富魅力的选择。能够准确刻画这种魅力的，是我一位朋友的例子。这位从小到大都小心谨慎的上海孩子，在大学毕业分回上海一年之后，也被犹犹豫豫地卷入了去海南的潮流。在海南一个洗钱公司干了一年多之后，这位朋友还是做出了现在看来非常聪明的决策，重新回到了上海。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早已经当上了上海一家老牌四星级酒店的老总，其时不过32岁。而那些死守在海南的同学们，许多仍然在海里艰难地漂着。
客观地说，这批青年人对海南的冲动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夹杂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也包含了强烈的经济企图。所以，在90年代初期汇聚在海南巨大的喧嚣中，有一种声音一直不愿隐退，那就是：不仅要将海南建成中国的经济特区，还要将海南变成中国的政治特区。这样的人口成分与这样的信念，构成了海南独树一帜的改革模式。当时对海南很经典的一个概括是，深圳是西化的，但海南是中国的。对深圳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对海南的描述却非常到位。的确，海南是中国的，这不仅是指海南的主要经济成分是中国的，更是指海南独特的氛围：它是由一群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的独特世界。在那里，一群怀抱强烈企图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实际上，活跃在当年海南风云际会的舞台上的，正是这批急欲突围的年轻人。中国的特区大多选在传统行政体制控制能力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深圳如此，海南亦复如此。此种原由，也为这些急于成就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个人发挥的空间。但现在看来，海南并不具备成为任何一种特区的基本条件。海南，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误会。这种历史的误会注定了，海南的辉煌将是短暂的。这一点在海南金融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中国所有的经济领域中，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是最为滞后的。这虽然与金融业的特殊敏感性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改革具有强大惯性的总体模式。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国金融改革采取了与其他领域一样的所谓双轨制模式，信托业就是当时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轨道”。虽然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始，中国信托业几经整顿，并最终在这几年被彻底“推倒重来”，但在那个时期，信托业无疑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繁荣”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信托业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最大的“特区”。两个特区加在一起，海南的信托业自然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这种特殊的土壤，造就了海南信托业空前绝后的荣景。据我们统计，海南信托业全盛时期，海南的信托投资类公司竟然达到21家之多。这个数量让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瞠乎其后。在那时的海南，信托业就是金融业，金融业即是信托业。就连海南在1995年成立的惟一一家地方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也是由五家当地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而成。信托业当时在海南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此多的信托投资公司挤压在这个没有任何产业基础，没有任何地缘经济优势的狭小孤岛上，其生存空间可想而知。不过，有了这一批极富想象力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奇迹是迟早要发生的。当时海南流传甚广的一句语录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旺盛的企图心：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海南的特区之“特”（可以炒卖地皮）与信托业的金融之“特”（可以大量融入资金）开始同时发挥作用。在资金大量聚集但又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依凭的情况下，脚下的土地就成为惟一可以下注的筹码，一场史无前例的地产炒作“会战”就此登场。在海南及北海炒地最狂热的1992年，许多生怕错失机会的外地炒家，经常是直接驾驶装满现金的小车奔赴目的地。由于涌入的资金太多，当地银行的营业部经常出现10元面额的钞票（那时候还没有百元大钞）堆积如山的情形。这些地处边远银行的职员经常发出的一个疑问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钱？以现在的眼光看，那绝对是一场想象力与勇气的比赛。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这帮年轻人；商业经验的苍白和对经济的浅薄理解都不能构成障碍。在他们面前，只剩下辉煌的个人成就和豁然洞开的金钱诱惑。这一刻，海南如流星般短暂的辉煌及日后绵绵不断的痛楚同时铸就。而这其中，海南信托业居功至伟。在海南地产最狂热的时候，一位海南信托业的闻人曾经气壮如牛地发誓：要将海口所有的地皮都买下来。这句今天看上去无论如何属于商业噱头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却十有八九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底气来自海南信托业早期的巨大成功。在早期的地产炒作中，海南信托投资公司凭借其资金优势大发横财，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