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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了。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十六大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将把在体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国民企纳入体制内。而一些权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将有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领导行列。这一切似乎暗示，在经过20多年艰难跋涉之后，中国民企将迎来他们的春天。然而，中国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实却显示：民企在没有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进入了冬天。实际上，许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仅仅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
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景象相比，中国民企当年胼手胝足的艰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大概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不过，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令人绝望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的像另外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杨斌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杨斌，这位有着中国暴发户典型行为特征的中国传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由一个富豪一夜之间转变为异国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时间中沦为阶下囚），将中国民企最近一段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很难说以后还有没有超越杨斌的后来者，但在中国民企20多年的历史中，杨斌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对于那些一直对民企怀有偏见的人来说，杨斌事件不过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偏见，而对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将民企当作医治中国经济灵丹妙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杨斌事件则不啻于当头一棒。看得出，杨斌事件带给中国自由主义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仅就我们初步的检索，杨斌事件爆发后，就有三家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媒体发表了社论。它们分别是香港老牌财经报纸《信报》，中国内地的《财经》杂志及《经济观察报》。有趣的是，这三篇社论不仅立意相同，而且题目也非常相似。《信报》社论的题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潜质远胜国企”，《财经》杂志胡舒立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而《经济观察报》社评文章的题目则更是直截了当：“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显而易见，杨斌带给中国新兴民企的创伤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这三家自由主义媒体在震惊、失望、沮丧之余，一口咬定：杨斌及其欧亚农业仅仅是个案，人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情况。的确，就杨斌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杨斌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杨斌及其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这个事实，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某种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效率表现。然而，中国民企真的是产权明晰的吗？它强大的自我激励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吗？
民企：想象的异邦
恕我直接照搬一本书名作为本节的标题，不过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题目更能准确描述民营企业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民企形象了。在这种想象中，民企不仅产权明晰，充满活力，而且是天然的市场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民企只存在于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中，只存在于那些由这些纯粹概念建构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的大脑中。也因此，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言说的民企（无论它多么美妙），并不是现实中的民企，更不是中国现实中的民企。
在两极化的思维中，产权形式无非两种，要么公，要么私，没有中间形态。然而，在中国近20年的改革尤其是最近几年中，我们似乎看到另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态：“公私共有”，或者更确切说是“权私共有”。这种产权由控制着关键资源的行政权力与企业家共同所有。权力在产权中所占的份额以其控制资源的大小而决定。这种隐形但却无处不在的独特产权形式，我们可以在近几年一系列陆续曝光的民企案件中看得一清二楚。以杨斌的欧亚农业为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杨斌是因为税务问题而出事。但很显然，杨斌案件牵涉到了更为复杂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杨斌与权力的勾结。
杨斌资产的主要构成是荷兰村的土地。正是这片土地使杨斌一夜之间变成了坐拥70多亿资产的中国第二富豪。但有媒体披露，荷兰村土地大部分是划拨。所谓划拨，不过是无偿赠送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现在已经极少使用的土地出让形式，却被杨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更让人称奇的是，杨斌居然一次性拿到了3000亩划拨土地。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杨斌先生在名义上拥有这些资产，但实际上，在杨斌的资产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政府。如果我们不排除这些案件中通常所牵涉到的官员腐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杨斌的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那些有权力无偿赠予这些土地的政府官员。不管这些官员出于什么理由这样做，但杨斌显然并不完全拥有欧亚农业的产权。极端的情况甚至是，杨斌只是这些资产在一段时间中的代理人，他根本不可能独立地处置这些仅仅在名义上属于他的资产。换言之，欧亚农业并不是装在杨斌私人口袋中的私有产权，而是杨斌与那些与欧亚农业命运息息相关的“权力”所共同拥有的。杨斌既然不能一次性通过行贿买断产权而将欧亚农业变成一个边界分明的私有企业，那么欧亚农业的现在和未来的剩余索取权就远不是杨斌一人所独有。那些在欧亚农业中占有干股的官员，随时都可以从欧亚农业中索取他们需要的政治（政绩）和经济利益（金钱），这种索取也许在今天，也许在未来。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杨斌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杨斌的欧亚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共同体”。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关键的制度变革变得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这种官商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产权常态，这可能与一些经济学家的想象相去甚远。在他们的设想中，一次性的赎买可以达到产权的彼岸。然而，现实的产权变迁并不是在理论环境中运行的。经常的情况是，过程可能决定结果，在欧亚农业的丑闻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种模糊不清、过而不渡的产权共同体。
这种产权形态在仰融的案例中表现得可能更为充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和平共处后，仰融最终还是与他的产权伙伴闹翻了。在被辽宁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仰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这些指控提出了反驳。但他还是承认：“……虽然我当初用了他们的招牌，但即使以无形资产计算，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吧？总不能全都拿走吧？”这等于是说仰融已经承认，特殊的权力在华晨发展壮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即便仰融不承认，人们也能清楚地发现“权力”在华晨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