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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年轻，我不懂得一个人不可能离群索居，独来独往，真的像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鲁滨逊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对于我不加克制的言语和个性特点，一位前辈曾经和我开玩笑说，你不能去做飞行员，如果你开着飞机到了国境边上，你可能会因为好奇，不知深浅，跑到国外去转一圈才回来，因此而闯下大祸。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认识到我的这种性格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潇洒自在。大学期间，我本来学的是理工科，因为受到一位同学的影响，开始沉溺于哲学和美学，对之心醉不已。那时，我最倾倒的学者是李泽厚先生，他写的《美的历程》，让我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和认识，领略到了中国文化那种无法言说之美。有一段时间，我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经受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强烈洗礼。
也许是年轻时一次冲动的选择，大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做了一件令同学和老师都感到震惊的事：放弃学了一年的理工科，改学哲学。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举动完全是大胆和卤莽的。包括我家人在内的很多人坚决反对我的做法，觉得我放弃前途光明的理工科，去学当时声名还很不好的哲学，简直荒唐透顶。这一次事件中，我把自己性格中不顾一切、固执己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我走上了自己喜欢的哲学之路。
在学习中西哲学史时，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不拘小节、自由旷达、蔑视礼教。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这种令人神往的气质和风采――魏晋风度。我仿佛为自己的言行找到了哲学根据，对自己天马行空的举止更加不以为然。
人生有时就像一个怪圈。有些年轻时候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年龄大了以后可能觉得很重要；有些年轻时候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以后看来往往并没有什么价值。
就我的性格而言，有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似乎不知不觉正在走一条和自己年轻时候完全相反的路，而且，还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开始变得有点严谨、古板、谨慎，这一切我以前是很瞧不起的，觉得如此做人太可笑、太累了！
在年轻时桀骜不驯，到了不惑之年又逐渐变得循规蹈矩起来，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生的某种必然吧！
对我个人来说，这种性格上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固然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年龄增加的缘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个人撞墙次数多了，自然鼻子就会变矮。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1993 年初，我进人了上海股票市场，1994 年，我又误入国内期货市场。在十多年股票、期货的投资生涯中，我原来的个性、习惯、行为方式，在市场一次次的教训下，暴露出巨大的弱点。并因此身受其害。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不得不在缺乏别人监督的环境里，开始痛苦的自我约束。投机大师索罗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又在市场中有良好的表现。为了成功地投资，我被迫变成了一个原来我所不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
1985 年，我从东南沿海的一个偏僻乡村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1992 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到京城的一所高校做大学老师。可能是在校园生活过的时间太久，漫长的读书生涯已经让我感到厌倦。我很不喜欢走这条别人给我规定好的路，竭力地想挣脱“教书匠”的命运，走进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大多数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对我那时的这种感受和想法应该非常熟悉。
人的命运可以自己选择吗？可以，你可以走你愿意走的路。但是，一旦你上了路，回头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人生的许多事情无法再来一次，如果当初我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教师，现在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的好几个同班同学早已经当上了教授、研究员了，还带了研究生。估计我的情况和他们不会差得很远，很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我的导师是中国哲学界颇为有名的学者，目前是国际儒联的副会长。我可能会在他的提携下，走在一条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做一个哲学领域的教授、学者。其实，无论是别人还是我现在看来，这样的人生也是不错的，稳健、安定、踏踏实实。
但是，现在呢？我过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大学教授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我是股票、期货市场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客。为了在市场波动中赚取差价，我整天为自己的未来提心吊胆。每天白天盯着国内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化，深更半夜也不敢放心大胆地睡觉，还得起来看看芝加哥、纽约、伦敦市场大豆、原油、铜的走势。偶尔，当外盘走势对我有利的时候，我真想把已经酣然进入梦香乡的朋友们吵醒，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只能一个人闷着乐；当外盘走势出现不测的时候，我也只能独自苦笑，为自己担忧。
哎，明天又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日子！
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是紧张而忙碌的，往往需要早出晚归，但是生活节奏相对有规律。我不用受这种外在的工作时间束溥，却无时无刻不得不忍受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有着与正常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看似悠闲，其实冷暖自知。
每天交易结束以后，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花园里转悠，平息着一天中因为市场交易而激起的巨大心理波动。在世人眼里，我似乎连正经的工作也没有一份，简直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感慨人生的荒诞，就像一场游戏、一场梦，有时候，命运的阴差阳错往往让你哭笑不得。
也许，人生也好，世上其他事情也罢，本来就是由一连串极为偶然的事件构成的，未来在没有变成现实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因此，人的命运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一面。
我没有去学校为我指定的那个大学，而是费尽周折，自己选择了北京的一家大型贸易公司，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这和我所学的专业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爱人是我在证券方面最早的启蒙老师。最初我对股票、债券、基金这方面知识的了解，完全得益于她。不过，造化弄人，命运轮回。十多年前，她不甘寂寞，不愿意做一名薪金微薄的普通教师，而从学校出来，十多年以后，转了一大圈，和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她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本行。
1992 年，我爱人在当时国内一家“中”字头的投资公司从事证券工作。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上，这家背景特殊的大公司，地位显赫，实力雄厚，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天津各个股票、债券市场，一言九鼎。豪华的写字楼，超前的生活方式，公司职员表现出的某种奢华、时髦、高贵和大气，在那个物质匾乏、生活封闭的年代，给我留下了强烈的震撼。当时，它的影响力远高于后来在国内股市、期市呼风唤雨的中经开公司。物是人非，往事如梦。这家当年叱咤风云的大企业，最后却陷人了破产清算的命运，早已经不复存在，令人扼腕叹息。也许，在某些人的脑海中，和我一样，还会对它留有一些当年的印痕。
1992 年下半年，我爱人在北京东四的一个债券营业部从事国债的柜台交易。那时，我刚到单位报到，就被分配到基层锻炼，所做的工作枯燥而乏味，和债券、股票没有任何关系。每天晚上回家后，我爱人都会给我说起一些白天发生在她们营业部中的逸闻趣事，我感到非常新鲜，就像小孩听故事。
因为她所在的营业刚好在北京人艺附近，有一些人艺的老艺术家经常到她们那儿去买卖国债。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见到了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 中演“大赤包”的著名话剧演员李婉芬；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见到了大歌星蔡国庆的爸爸，也是一位演员，长得和蔡国庆一模一样。后来，她又告诉过我遇到了大艺术家于是之和其他的一些名人。
人艺的老艺术家我是非常敬重的。在我的想象中，这些艺术家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应该出现在银屏上、舞台上，而不是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们怎么会对我爱人她们那儿交易的债券感兴趣呢？我听了以后感到有些纳闷。
刚出校门，我当时还没有摆脱学生时代的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