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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以及英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这种灾难性的流行性毒瘾、抑或日本在30到40年代早期对中国大片国土的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数百万人口的屠杀说出半句好话。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过去二百年间中国和众多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之间的交往，这能证明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依然心存怀疑。它还说明了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这种怀疑来帮助他们制定谈判策略和战略——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产业中。中国人让外国人自己斗自己的天才本领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显而易见，就像中国人在边缘政策和充满创造力的务实性一样，他们几乎成功地把乔治国王的肖像挂在皇帝的屏风之后。随着故事的展开，中国的商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实际上是中美两国间彼此需求的婚姻，而这种婚姻并不稳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原因包括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内政治的倾向，以及一个超级大国和另一个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之间自然的碰撞。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出奇地依赖美国，把它当作是有影响力的顾问和商业制度的范本。
今日中国是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在很多方面它很像美国，有着另全世界商人们垂涎的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充满进取心的民族，敢承担风险的创业家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业务，此外，借助其规模和地位，还能迫使其他人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来做生意。但是，和美国以及其它几乎所有已经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实体的国家不同，中国有着一个专制甚至经常显得偏执的政治体制，它压倒一切不同意见，控制信息的流动，并且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有新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加以试验，但是这个国家除了要变得更加富有，着实没有任何统领一切的理想。曾让中国走出帝国梦幻的无情的国际贸易和商业动力现在把自己送上了穷途末路。因此，在中国的商业谈判经常承载太多：国家意志，政府规划，以及通常在表面看不出来的一种信念，即：作为一个蛮夷，由于过去对这个国家的侵犯，你欠我的。
在中国，经商就是赚钱，这和全世界其它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商业还和中国改变和接受西方的做法同时又保持中国人“本色”的努力纠缠在一起。外国人总是不仅想要和中国做生意，还想要改变中国。尼克松在“1967外交事务”一文中说明了这点，他说：“在中国改变之前，世界是不可能安全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来诱导这种改变。”
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需要记住，这种斗争构成了商业环境的大背景。
夷务主办
一个回避其它国家的国家不需要外交部长，当马戛尔尼勋爵唐突地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就没有。马戛尔尼空着手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对华贸易使团导致其他国家的使团纷至沓来。在西方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它需要寻找新市场和原材料供应。葡萄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荷兰人以及美国人都和英国人一样迫切想要打开和中国的贸易之门。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出现需要有人出来对他们进行控制。很多年当中，“办蛮务”的任务就落到李鸿章的身上，一名有着商业头脑的儒家复兴人士。在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一个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留着一小撮胡须，经常裹着一身传统的大褂。李鸿章和外国商人、外交官们酬酢周旋，出席他们的圣诞晚会和其它庆典，但是人们对他的尊重甚于喜爱。西方外交官的太太们对李鸿章时不时往随身携带的小痰盂里面啐痰或往茶碗里擤鼻涕感到深恶痛绝。
但是从1860年到世纪之交，李鸿章是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承认中国在科学和商业上已经落后于世界，但是他仍相信中国基于道德和“孔圣人”的统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且将这些元素糅合到中国的文化以及这个国家的儒家统治制度中就能继续生存下去：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学之“体”。
当中国第一次承受军事屈辱的时候，李鸿章还是个小孩。由于急于要收回其商人因购买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付给中国的大量白银，英国开始从印度运送鸦片到中国。毒品很快就蔓延开来。中国人对“外国烟土”的嗜好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到1830年，鸦片占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英国的成功促使其它国家也迅速的跳进鸦片贸易中来，包括美国从土耳其购买鸦片。即便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走私，而且对违犯者实施绞刑，但外国商人发现朝廷大臣们为了得到不菲的贿赂，在协助非法的鸦片贸易上反而更为积极。
1839年，清廷委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焚烧了大约两万箱鸦片，而且扬言一旦抓到鸦片走私者就要砍头。英国政府要求对被销毁的鸦片予以赔偿，并且在中国南部沿海部署了战舰。中国的小型武装舢板和战舰发生了冲突，给了英军指挥官一个借口炮击沿海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当英国战舰沿着长江进入中国的内陆腹地时，清廷意识到装备了精良武器的蛮夷即将全面占领最富饶的华南各省。
维持闭关锁国的努力最终在1842年8月结束了，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份中国人后来所知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得西方商人从中国割走了第一块领土：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还有五个港口城市——广东、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允许西方人居住，贸易开放。第二年，英国强迫中国签署了另一份条约，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即如果有任何其它国家从中国获得更好的贸易特权，英国将自动享受同样的待遇。一年之后，美国人强迫中国给予美国在华居民（最终覆盖了所有外国人）治外法权，免收中国法庭的诉讼。
贸易港口的紧张局势，一名法国传教士遭到谋杀，以及试图终止鸦片贸易的更多举措，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两万名法国和英国士兵占领了北京，焚烧并劫掠了华丽的、有着二百多幢建筑的皇家圆明园，战争结束了。1858年在天津和1860年在北京签署的停战条约，给予外国人更多特权。鸦片贸易被合法化，北京建起了外国使馆。
随着贸易商人侵入沿海城市，传教士带着他们的援助进入了农村。他们在建起教堂、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同时，还随即带来了另当地人害怕的技术和机器，农民们指责这些东西扰乱了生命的规律，导致大范围的干旱和饥荒。冒着蒸汽的火车像发怒的巨龙，电报线像鬼魂一样在风中尖啸，深挖的矿井搅扰了埋葬在地下的先人尸骨，而这是中国农民命脉和运道的永恒所在。慈禧太后本人也散步传教士领走中国孤儿并挖其眼、食其肉这样的故事，给农民对外国人的憎恨煽风点火。
李鸿章很认真地记录了西方的武器和设备对中国军队的屠戮。随着他在朝廷官僚和汉人中的地位上升，他被频频派出去谈判解决中国农民杀死传教士、破坏铁路和电报线等争端。外国人则总是要求得到新的贸易或领土权利作为赔偿。在谈判中，李鸿章的手中往往是无牌可打。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军队。李鸿章的战略就是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来代替割让领土。当外国列强真的割据土地时，李鸿章则命令当地官员通过种种官僚方式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
起义
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传教士。屡次科举不中的秀才洪秀全被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深深地震撼，他成立了“拜上帝会”，并自命为“基督耶稣的弟弟”。普遍的贫困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洪秀全召集到五十万农民并于1851年起义，史称“太平天国起义”。在十几年中，他统治了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建都南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吸引了来自全中国的大量无家可归和心存愤恨的人士。他们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和私有财产，分发给农民，隐隐预示着一个世纪之后毛泽东所施行的政策。
洪秀全在中国南方不断的敌对行为给慈禧和西方商人都造成了威胁。为了消除威胁，李鸿章帮助组建了一支军队来镇压太平起义，这支军队由清朝部队以及英国少校查尔斯·乔治·中国人·戈登＇1＇率领的外国雇佣兵组成。1864年，戈登率领他的“常胜军”进攻洪秀全的天国。在进军南京的路上，戈登参与了太平天国在苏州的长官和清军程将军的谈判。李鸿章通过程将军转告太平起义军如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