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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6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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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高悬壁上,如谜如谶,漠视时间在脚下的流淌。我舍不得离开它。真的,它已经是世界穆斯林的、也是世界史的一个复杂情结。 
  最后几天我们去了周边。富饶湿润的vaga,留着城堡的石头孤山,还有背后升起的雪岭,我们把一个个在人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地点逐个看过。我们想获得完整一些的格拉纳达印象;因为向西班牙告别的地方,向整个安达卢斯告别的地方,应该在这里,格拉纳达。 
  车驶离格拉纳达市区以后我们就攀住车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后面。道路像一条飞闪的带子,山脊上红褐色的阿兰布拉宫殿的影子,在视野中渐渐远去。田野、山脉、隔着的海,景物依然使人惊奇。车里响着一曲嘶哑的弗拉明戈,摩尔式的旋律回肠荡气。也许就是为了让人靠近真知——如此的地理和自然、还有历史和人心,才汇聚到了一起。 
  待到有了余裕的时候,我会再来这里小住。在阿尔巴辛找一个窑洞住下,再结识几个吉普赛或摩洛哥的朋友。去阿尔普哈拉斯远足,到萨洛布雷尼亚看海,吃遍每一种不同的橄榄,研究每一处宫殿的铭文。我想若从这儿观察世界,也许会获得有趣的视角。生活在这里非常接近魔幻,人会自比一个留下的摩尔。 
  终于我接近了堀田的心境。我也要怀着对世界的关心,哪怕身心疲惫,到自己最终被迷醉的地方去。这也是我天性中的、一直在内里鼓动的热望。 
   
  完稿于2004年5月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北 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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