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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他们断定他在装疯卖傻,因为他被关进单人囚室后,便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在审问时,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
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漂泊,和一个突然事件有关。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宴会,请客的是赖斯纳,海运副人民委员的妻子。据说赖斯纳和契卡(秘密警察机构)有关。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经不住诱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见斜对面的契卡成员布柳索金正喝着伏特加,显然喝多了,他把一叠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随意填写逮捕或枪决的人。平时胆小如鼠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冲了过去,把那名单撕得粉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才意识到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他在街心花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赖斯纳求救。赖斯纳认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损契卡形象,带他去找契卡的头
头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肯定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保证要处置布柳索金(他最终逍遥法外)。而曼德尔施塔姆怕布柳索金报复,连夜逃往乌克兰。
五
无题
沉重和娇柔这对姐妹,同是你们的特征。
肺草和黄蜂将在沉重的玫瑰吸吮。
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
人们在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啊,沉重的蜂房和娇柔的鱼网,
重复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还要艰难!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剩得一桩心事:
金色的心事,即如何摆脱时间的负担。
我饮着浑浊的空气像饮深色的水。
玫瑰成为土地,时间被犁铧耕翻。
沉重的娇柔的玫瑰置身缓慢的漩涡,
玫瑰的沉重和娇柔编织出双重的花环。
1920年3月,科里捷别里
(刘文飞译)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同一副面孔。
蜜蜂和黄蜂吮吸沉甸甸的玫瑰。
男人死了,热气离开沙砾,昨天的太阳
压在黑色的担架上。
哦,沉甸甸的蜂巢,轻柔的蛛网——举起
一块石头也比说出你的名字容易!
我只剩下一件心事,它是何等重要:
时光,让我摆脱你的重负。
我啜饮黑水般的搅浑的空气。
时光已被耕耘;玫瑰曾是泥土。迂缓的
漩涡中沉甸甸的轻柔的玫瑰,
沉甸甸的玫瑰,轻柔的玫瑰,编成了一对花环。
1920.3
(杨子译)
无题
沉重与轻柔,相像的姐妹;
蜜蜂与黄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
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啊,沉重的蜂房与轻柔的网。
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
这世上只有桩黄金的心事:
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
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
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
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
1920年3月,科克捷别里,克里米亚
(北岛译)
和杨译本相比,刘译本由于是从俄文译的,按理说更直接就应更准确,但却有明显的误笔。比如肺草从何而来?另外,把网译成鱼网。更主要的是为了跟着原作押尾韵,译者不惜使用极其别扭的词如吸吮、耕翻来凑韵。这在汉语诗歌翻译中屡见不鲜,但却是一大忌讳。我曾说过,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性是不可译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创另一种音乐。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节奏,汉语的内在节奏。卞之琳先生曾试图效仿西语诗歌的音步找到翻译的节奏,显然是失败的。
杨译本相对准确,但还是老问题,句式冗长,缺乏语感。所谓语感,就是在汉语中的节奏感,及对每个词自觉的控制。
这首诗写于1920年3月,地点是俄国诗人沃洛申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内战期间,主人在那儿接待来自红白两方面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被视为一方“净土”。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此避难。
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主题:生命的重与轻,比米兰·昆德拉那个时髦的话题整整早了半个多世纪。诗人先提到玫瑰之重,是蜜蜂和黄蜂的生命之源。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这句是整首诗的“诗眼”。写战争的诗多了,有谁能写得比这更真实更可悲呢?人死了和热沙冷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们也常说“战死在沙场”,这热沙是死者在大地上最后的归宿。而被黑色担架抬走的不是死者,而是昨天的太阳。这昨天的太阳,显然是指人类以往的价值和信仰。它居然那么轻,被黑色担架抬走。试想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是连绵的内战,生命的重与轻就像玫瑰的重与轻一样,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追悼仪式。
第二段沉重的蜂房显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结果,和轻柔的网并置。接着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仍是重与轻的比较。你的名字即时间,让我摆脱你的重负。这里有一种悖论,即黄金的心事就是重负,这种反问其实加重了黄金的心事。
第三段终结时有一种俄罗斯式的抒情: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时间原来就是被耕过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与轻是不可分割的,编成生与死的双重花环。其中让人惊叹的句子是: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那有如电影慢镜头的耕犁过程中,玫瑰随泥土缓缓的漩涡翻转,最后编成双重花环。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它在最终的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生死。
六
在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关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来龙去脉。
十六世纪后,在俄国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社形式,这是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基础。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俄国出现了两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镇压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