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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义中的经济部分，需要作一些深入的阐述，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有些人认为它同社会主义不批容，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创业者是否应被允许在向国家租来的土地上搭建自己的一间小木屋？当然应该，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可在纽约建造摩天大楼。同样地，人们可以借朋友一先令，但一个金融家则不可以把1000万英镑借给一家公司或一个外国政府。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且极易调节。因为大宗交易需要履行各种各样的法律手续，而小生意没有这么复杂。一旦这种种手续势在必行，国家就有机会行使其控制权。再举一例：在经济学意义上珠宝不是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的手段，然而事实是，一个拥有钻石的人可以卖出钻石以买进股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仍然可以拥有钻石，但他不能再卖出钻石去买股票，因为那时再没有可以购买的股票了。法律上不必对私人财富加以禁止，应禁止的只是私人投资，这样，由于不再有人收取利息，除了尚留存少量合理的私人财产外，私人财产将逐渐消失。对于他人的经济控制不应掌握在个人手中，但不由经济权力授予的私人财产可以存在。
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期望的长处——假如无需一场摧毁性的革命战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多方面的，并且绝不局限在以工资为生的这一阶层之中。我无法确信在长期艰辛的阶级冲突中，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能够带来这些好处的所有或任何部分，这种冲突只能惹发脾性，上升到残酷的军事形式，在死亡、放逐、监禁的苦役中浪费许多可贵的专家的才智，而最终给得胜的政府带来的是只是精神上的茅屋。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优点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依赖说服达成其实现，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应仅限于对付一小撮不满分子之内。我这样被说服过，如果社会主义的宣传方式带着少一些的憎恨与苦难，不是诉诸嫉忌而是诉诸对经济组织的明显需要，那么其说服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而对武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我反对诉诸武力，除了在通过说服后对已经合法建立起来的事物的保护中，因为：（）它可能发定可危；（2）斗争必须是灾难性地破坏的；（3）在顽强的斗争之后，胜利者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对象，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可能就是一种军事上的暴政。所以，我预先设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对大多数人的和平说服，让他们接受其信条。
我将引证支持社会主义的九种论点，其中没有一种是新的，也不尽是同等重要。这种列举可以无限止地延伸下去，但我认为这九种论点足以显示的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信条。
（一）谋利动机
利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其含义只有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明晰起来。然而，它的起源也许可以在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忠仆“星期五”的关系中初露端倪。我们假设，秋天到了，鲁滨逊用他的长枪控制了岛上所有食物的供给。这样，他的地位就驱使星期五为来年的丰收而劳作准备，倘若星期五能维持生计而所有的剩余就归属其雇主。在这一契约下，鲁滨逊所得的收入可被视为其资本的利息，而他所有的资本只是几件工具和一些贮存的食物。然而利润，如同它在更加文明的条件下表现的那样，涉及更大的交换环境。例如，一个棉布生产者并不仅仅为自己和家庭制造棉花；棉布不是唯一需要的，他得卖出自己的大量产品以满足他的其他需求。但是，在能够生产棉布前，他必须购买其他东西：棉花、机器。劳动力。他的利润由他购买这些东西付出的钱与他从产出中获得的钱之间的差异所组成。但是，假如他本人管理自己的工厂，我们就必须扣掉一个雇来的做同样工作的经理的工资支出；那就是说，制造商的利润由他的总收入扣减假定的经理的工资所得构成。在大规模的商业企业中，股东不介入事务管理，他们的所得就是企业的利润。那些拥有货币资金的人在预期利润的促动下竞相投资，因此，预期利润是新企业开办和旧企业扩张的决定性动机。当前体制的捍卫者认为，预期利润在整体上的将会导向以所需数量生产所需商品。在某种程度上，过去这是真实的，但现在不再如此了。
这是现代生产的复杂性的结果。假如我是一个旧式的乡村皮匠，邻居送来他们需要修补的鞋子，我知道我的劳动产出会合乎需要；但假如我是一个大规模的鞋子制造商，使用昂贵的机器，我就要估计我将能销售多少双鞋子，而这种估计又很容易出错。另外一个制造商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因而有能力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鞋子；或者我从前的顾客可能已贫困起来，不得不延用鞋子；或者款式可能更新，人们需求的鞋子我不能生产，倘若任何一种情况降临到我头上，我不仅停止赢利，我的机器也闲置一旁，我的雇员则得失业。制造机器花去的劳动不再转换成有用商品的生产，完全像把沙子扔进海里那样徒劳。被迫弃业的那些人不再生产任何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整个团体贫困到了为使这些失业者免于饥饿而穷尽一切的地步。他们没有了工资，依赖失业救济度日，花费自然比以前大大减少，因此失业也在那些生产他们以前购买商品的人中间出现。由此，原先我关干能以某种利润销售一定数目的鞋子的错误估计产生了不断增大的失业圈，而相伴而生的是需求圈日渐缩小。而我，紧紧地同昂贵的机器束缚在一起，这些机器几乎吸取了我所有的资本和信贷；这样，我要迅速地从制鞋业转向其他更加繁荣的行业就不可能了。
或者举一个投机性强的行业：造船业。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一个阶段，所需船舶数量极大。由于没有人知道战争将持续多久，也不能知晓核动力船的底细，人们就苦心经营准备；建造前所未有数量的船只。到了1920年，战争的损失有了补偿，船舶的需要因海商贸易的衰弱急剧地跌落下来。几乎所有的船厂濒于瘫痪，绝大多数雇员被迫丢弃了工作。并不能说他们理应遭遇这一不幸，因为是政府发疯地催促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建造船只。但是，在我们的私营企业体制下，政府毫无义务去帮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不可避免地，贫困蔓延了。钢的需求减少了，钢铁工业因此而蒙难。对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肉类的需求也减少了，因为失业者不得不满足于节俭。结果是，澳大利亚和阿根廷以其肉类交易为目标的制造业的需求也减少了，如此往复无穷。
当前谋利动机的挫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商品的短缺。某些种类的商品能以低价大量生产，而不是因为价格低廉而紧缩生产，这是常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最经济的生产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由一家工厂生产一类型的商品。然而，由于这种生产状态形成缓慢，事实上是许多厂家生产同一种商品。他们都很清楚，假如自己在世界上单独经营某种商品，那么就能向每一个人提供自己的商品，由此而获取巨额利润。但事实上竞争者大有人在，每个人都留有一手。因而没有人获取稳定的利润。这就产生了经济帝国主义，因为营利的唯一可能性在于独家控制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弱小的竞争者破产失败，而这些破产的厂家规模愈大，倒闭时出现的转让也愈大。竞争引起同类产品的大量生产，结果这些商品难以获利销售；而削减商品供应则没有及时进行，因为大量昂贵的机器设备的存在，使得一年赔本生产也比根本不生产的灾难性损失更少。
所有这些混乱和转让均起因于放任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受私人利润动机的支配。
在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某种产品是否由某家公司生产的核算就是那家公司的核算，而不是社团的核算。我们以一个虚构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差异。假设某人——亨利·福特先生——找到一种成本十分低廉而无人能与之竞争的汽车生产方法，结果所有其他汽车生产公司纷纷破产。为了得出社团新的廉价汽车的费用，人们必须在福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