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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容易的事。这通常是与极大的野心相伴随的一种特征。我认为，这种特征源自于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对什么使人幸福具有极其片面的认识。彼此真正关怀的爱是真正的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仅是彼此幸福的手段，也是共同幸福的接合点。一个人，无论他在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如果他把自己封闭在铁墙之内而无法扩展这种彼此关怀的爱，那么他便失去了生活的最大快乐。将爱排斥于自身之外的念头，一般来说是某种愤怒或对人类仇恨的结果，这种愤怒和仇恨产生的原因不外乎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或成年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或其它任何导致迫害狂的因素。过分膨胀的自我好比一座监狱，如果你想享受充分的生活乐趣，就必须从中逃脱出去。拥有真正的爱是逃脱自我樊篱的标志之一。仅仅接受别人的爱是不够的，还应该把这接受到的爱释放出去，给予别人以爱。只有当这二者平等时，爱才能发挥它最佳的作用。
对相互之爱的发展的任何阻碍，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是极端邪恶的。世界曾经受到了、并正在受着这种阻碍。人们迟迟不表示钦佩，生怕用错了地方；迟迟不奉献爱心，生怕自己将来会遭到他们向之表示爱的人或者苛刻的社会的责难。谨小慎微，假借着道德的名义或者普遍智慧的名义，风行世上，结果在爱被关注的地方，慷慨风范与冒险精神隆若寒蝉。所有这一切都极易造成懦弱或对人类的仇视，因为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还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根本的需要，而且十有八、九丧失了以快乐和宽广的胸怀对待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者诸君千万别以为，那些没有道德的人在这方面比有道德的人好。在性关系中，几乎没有什么能被称为真正的爱了；而常见的是，其中往往有着一种根本上的敌视冲突。他或她，每个人都要隐匿起自己的秘密，都在极力保存住根本上的孤独和彼此间的距离，因而，这种性关系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在这种生活中，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并不是说应该小心地避免性关系，因为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步骤中，可能有机会产生一种更有价值、更深刻的爱。但我确实认为，只有那种毫无保留的、双方的人格共同升华的性关系，才有着真正的价值。在各种谨小慎微之中，对爱的过分小心或许是真正的幸福的最大敌人。
第十三章 家庭
在前人传给我们的全部制度中，没有什么比今天的家庭更为混乱和越轨了。本来，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应该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但在今日的现实社会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90％的情况下倒成了双方不幸的根源，在99％的情况下成了双方之一的不幸的根源。这种家庭关系未能给人们以基本的满足，是我们的时代不幸的最深刻的一种原因。如果成人想与自己的孩子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关系，或者给他们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就必须对如何当好父母亲的问题深思一番，然后明智地付诸行动。家庭问题太大了，以至于无法全部展开讨论；在本章中，我们只能涉及与我们目前的话题相关的部分，即对幸福的追求。并且即使是这小小的部分，我们也只能将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将它的改善限制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以内，而不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家庭不幸的原因是种类最多的，诸如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一教育的以及政治的等等，不一而足。以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使女人感到做母亲是件比以前沉重得多的负担的原因有两种。这两种原因是，一方面，对单身女子的职业的开放；另一方面，家庭佣人服务的衰落。以前，女人是因为不可忍受未婚女的生活条件才被迫出嫁的。那时，未婚女人不得不呆在家里，在经济上先是依靠父母，继而是依靠某个并非自愿的兄弟。她没有工作可以打发时光，在室外也没有自由可以享受c 她既无机会也无意愿去作性的探险，她深信婚外的性行为都是可恶的。如果她不顾一切阻挠，被某一诡计多端的花花公子所诱惑而失去贞操的话，她的处境就会变得极为可怜。小说《威克菲牧师传晔极为真切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能掩饰罪孽的唯一途径／就是隐藏羞耻，不为众人所知，／能使情夫忏悔／并心中哀痛的方法——唯有一死。
现代未婚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考虑死的必要性。如果她受过好的教育，她可以毫不困难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因而可以毋需看父母脸色行事。由于父母对女地丧失了经济权力，他们便不大敢从道德上对女儿表示反对。去责备一个不愿意被人责备的人，当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现今职业阶层中的未婚女性，只要她的智商和容貌不低于一般的人，在她还不想要孩子之前，尽可以享受完全舒适的生活。不过一旦生儿育女的欲望占了上风，她就非得结婚不可，而且几乎必然会因此失去工作，她的生活就不再会象她已经习惯的那样舒适了，因为丈夫的收入很可能比她原先挣的还少，何况这时，这收入不象以前那样只需养活一个单身女子，而要养活一个家庭了。她以前尝尽了独立生活的甜头，现在她发现为了每笔必需的开支，她都要向另一个人要，这实在有伤自尊心。正是由于这类原因，她才会犹豫再三，不敢冒冒尖尖地做起母亲来。
一个不顾一切地、断然地当起了母亲的女人，会发现她自己与前几代女人不同，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可怕的问题，即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家庭仆佣。这一问题的结果是，她忙于家务事，被迫去从事那些与其能力和所受的教育全然不相称的琐碎活儿，或者，如果她不用亲自动手的活，她也会因为呵责那些懒惰的佣人而坏了情绪。为了照顾孩子的身体，如果她花精力去了解这种事，她会发现，要是不狠心去冒极大的危险，就根本不可能把孩子交给保姆，甚至象清洁与卫生这些最简单的事，除非有钱雇请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佣人，也不能由别人来做。一个被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心神疲惫的女人，如果她没有因此而丧失其扭力和大半的聪明，那么她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如果这个女人常常仅仅忙于亲自操持家务的话，就会变得令丈夫厌恶，令孩子嫌弃。丈夫傍晚下班回来，听着整天呼叨着烦恼事，会对老婆腻烦，而如果一句嗲叨话也听不到，又以为老婆是个糊涂虫。至于她和孩子们的关系，她为了他们做出的种种牺牲那么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以至于她几乎必然会向他们提出过分的要求。同时，由于关心琐碎家务事而形成的习惯，使她遇事大惊小怪，心胸狭窄。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中最为严重的遭遇：为家辛苦操劳，结果反而失却了一家之爱；要是她不问家务，保持着快活与柔顺，他们或许还会爱着她。
这些问题实质上属于经济问题，另一几乎同洋令人烦恼的问题也属于同一性质。我指的是由于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造成的种种困难。
在中世纪，城镇象今天的乡村一样开阔，孩子们现在还唱着这首歌谣：
保罗塔尖一棵树，
苹果密得民不入，
伦敦城里小娃娃，
拿着长模来敲下。
翻着篱笆赶紧逃，
一直跑到伦敦桥。
圣保罗教堂的塔尖已荡然无存，它和伦敦桥之间的篱笆也早已消失。伦敦城里的小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首歌谣所描绘的那种快乐，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但大多数人还住在乡下，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城镇并不很大；从城内很容易就到了乡村，在城里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紧挨着住宅区的公园。但是现在，美国的城市居民人数远远多于乡村。在美国，这一情形尚不严重，但城市人口也正在迅猛增加，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占地极为辽阔的大城市，出城需要很长的时间。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们常常不得不满足于拥有一套公寓，当然，这公寓不沾一丝泥土气息。收入低下的居民则只能满足于极为狭小的空间。如果他们有小孩子，公寓里的生活就会变得困难起来。没有房子供给孩子们玩耍，也没有房子供父母避开孩子们的吵闹。从而工薪阶层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区。这从孩子们的观点看来当然是极为惬意的事，但却给成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辛苦，从而大大削弱了他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