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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临江贸易市场守大门的刘保安证实，市场夏天是4 点至4 点30分开门，
冬天要5 点才开门，菜贩们大多是提前20分钟左右到门口等开门进场。刘保安说，
冬天天气那么冷，只有傻瓜才会两三点就到门口等开门。
是证据不足还是不要证据？
不管被告方信不信，也不管被告方服不服，两个菜贩的证词还是一锤定音，作
为定案的重要依据收人了郭元芬跳楼案的卷内，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认定依据”之
一。也正是凭着这些“重要证据”，绵阳市涪城公安分局于1999年3 月22日拟定了
“涪公刑不字（1999）of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通知书》称：郭元芬1998年11月18日提出控告宋伟强奸一案，经我局审查认
为无证据证实……决定不予立案。
接到《通知书》后，郭元芬气愤地说，办案的在判定罪名上偷换概念！我们报
案明明是宋伟“强迫卖淫”，他却说我们指控的是宋伟强奸。
绵阳一位律师幽默地比喻说：这好比你抓住小偷去告诉警察，自己被偷了，警
察却说你没有被抢劫而放走小偷。那律师问：强奸无证据就能证明宋伟不存在强迫
卖淫的事实吗？
一纸违背报案人意愿也混淆了罪名的《通知书》不仅使嫌疑人轻而易举地过关，
也为宋伟1999年6 月18日诉新闻单位侵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郭元芬不服。她提出：本案在侦查阶段有鬼！有人透露：执法部门的个别人干
了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事。11月24日，传唤嫌疑人肖军到案时，某执法部门一位领
导亲自“护送”肖军到城西派出所，并找该所领导“谈话”“了解情况”。因该领
导的“关心”，肖军未被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先期被留滞盘查的肖XX夫妇也于25
日被取保。肖X X 被放的第二天，宋伟“坦然”而胸有成竹地“投案自首”。其结
果可想而知——宋伟的供词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侦查自然也就“没有证据”。四
天后，宋伟获释。
更有甚者，有人竟敢用欺诈的手段干预侦查。26日，宋伟归案不到6 小时，某
警官竟着装撞人审讯室，谎称已获所领导同意，要“与宋伟单独谈谈”……
郭元芬觉得“在公安的办案人员那里找不到公道”，便把希望寄托在检察机关。
但市检察院5 月17日的《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也说，宋伟强奸（未遂）
一案无证据。
究竟是宋伟“强奸（未遂）无证据”，还是个别人不要证据？
郭元芬以为，当晚在与宋伟搏斗时，大衣袖子被宋扯破、扣子被扯掉，大衣上
有宋伟的指纹，这总算证据吧？可当她把这一证据提供给两家执法人员时，皆被认
定“没用”。
据贾林、王成等四人证实：他们曾主动到某执法部门要求证实宋伟到病房“私
了”等情况。办案人员说，不要你们作证！后来，办案人员建议郭元芬，你最好与
宋伟“协商解决”。郭元芬奇怪了：宋伟犯了国法，我们私下能“协商解决”得了
吗？她不同意“协商解决”。贾林等人又到另一执法部门要求作证，但在坐了两小
时冷板凳后，被人极不耐烦地赶了出去。
她怒目苍天，“谁为我主持公道”
1999年7 月26日，靠两根拐杖支撑腰身和行走的郭元芬满怀期盼地将被扯破的
大衣和几十页证词及一份（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呈送到涪城区人民法院某法官面
前要求立案。法官冷冷看她一眼，不表态。郭元芬苦苦哀求，想动之以情，感动法
官。法官不耐烦了，吼道：你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有啥用！郭又说了许多好话，
法官仍铁石心肠，不为所动。从法院出来，郭元芬伤心极了：整整半年多了，别说
讨回公道，连个立案的地方也找不到！她悲愤至极，一路落泪一路大声哭喊：老天
呀！你为什么不长眼？我被人害得这样惨，他们硬说无证据，不准我告状！天理何
在！公道何在！当今包公你在哪里！
郭元芬遭到的冷遇还不只是在这样的“衙门”里。案发不久，在执法部门个别
人处多次碰壁后，郭元芬及家人开始捏着《申诉书》奔走于绵阳市的一些部门。他
们相信党，相信政府。但个别代表党和政府的人却对他们很冷漠。好不容易找到
“有关领导”，领导却总说忙，过几天再来。等再去了，又让她们去找某某部门的
某某人，某某人却说，你们找错人了，这类事应该去找妇联……
当郭元芬感到绝望时，有人点拨她：人大是监督公、检、法的，权力大着呢！
去试试吧。郭元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申诉递到了市人大。郭元芬的信引起了人大
领导的重视，1998年12月25日，市人大执法监督室向市公安局发函，强调“申诉材
料如果反映属实，公安机关必须严肃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一个月内书面报告我室。”
市公安局、涪城公安分局领导也非常重视，层层批示，并责成分局刑警大队牵头，
组成了专案组。但案件的侦查在个别人的运作下，很快出现了拒绝郭元芬一方提供
证据的苗头，于是，就形成了“无证据”的调查报告，分局依据这个报告，作出了
不立案的决定，市检察院也形成了相应的法律文书。
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决定，郭元芬很理解。他说，公安局领导和检察院领导是
想把案子查清的，但个别办案人员带着偏向取证，执法部门的领导又不可能亲自去
落实那些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这一切都是个别办案人员造成的！市里和市公、检、
法的领导还是关心这个案子的。
绵阳市的领导的确很关心这个案子，特别是郭元芬跳楼案引发的“侵权”官司
更引起市里有关领导的关注。两次开庭，市人大都专门派出代表旁听了庭审。全国
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副主任吴因易主动关心此案，并翻阅了大量相关材料，他表
示，一定要对此案的审判加强监督。
但愿人大的监督能使本案进入依法办案、秉公执法的正轨。
“为了治伤，为了打官司，我当小姐去！”
公安通知不予立案后，郭元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们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有人还公开劝她，算了吧，郭“小姐”，公安都说“小姐”是干那事的，
不存在强奸！
腰身已残的郭元芬仍在受到伤害，这种心理上的伤害远远大于生理上的伤害。
案发后，告状无门，治伤无钱，郭元芬连累带气，脾气日渐忧郁烦躁，把未能付到
公道的责任都归咎于丈夫张永忠。张永忠本是一个性情豪爽的山东人，平时从不爱
在人前低三下四，但为了妻子的事，他常到一些部门去给人敬烟赔笑脸，连郭元芬
都不忍心丈夫那样对人点头哈腰却还常被人训得可怜兮兮的。5 月的一天，郭元芬
终于忍不住向丈夫发火了，大骂张永忠窝囊，没出息，连一个本有理的公道都付不
回来。张永忠被骂急了，哭着赌气跑到外地打工去了。一去便杳无音信。
丈夫出走后，郭元芬不仅失去了关爱、护理的人，还成了讨债人的“出气筒”。
债主们威胁说，不还账就拿走所有的东西，还要找黑社会把她摆平。吓得郭元芬在
3 个月内搬了两次家，那些破旧的家具和不多的衣物虽值不了多少钱，但真被人拿
走了，再买就难了。
出院时，医生反复告诫她：你的腰到1999年底取钢筋前后都处于危险期，如果
恢复得不好可能会造成终生瘫痪，所以你必须坚持服药。可是，郭元芬无单位无工
作又无收入来源，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哪有钱去支付那每天40元左右的药费？想到
年底取钢筋时还得5000多元，郭元芬就觉得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更令她痛苦不堪的是，因无钱服药，她的双腿已开始明显萎缩，腰部的巨烈疼痛也
时时刻刻折磨着她，而这疼痛又迫使她时时刻刻被这样一些问题折磨：如果我今后
真的瘫痪了怎么办！那时，我又怎么生活？又有谁为我讨回公道？讨不回公道，我
这一辈子又怎样心安？可治伤和打官司都需要钱，自己一个残废人，到哪里去挣这
一笔钱呢？
被这些忧虑和愤恨折腾得心力交瘁、日夜不安的郭元芬终于痛下决心：为了治
伤，为了打官司，当小姐去！即使是遭人践踏，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