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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表示出来。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风格，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
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
“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
“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娘说：
“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我说。
“谁给他剃头？”娘问。
“翠竹。”我说。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
“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
“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
“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 “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 “你赶快回家吧，我娘说，她的病犯了。”我说。
“中午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就病了？”皮发红纳闷地问。
“我一说翠竹姑姑在给你剃头她就说病犯了。” 翠竹苦苦地笑笑，说： “皮主任，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你顺便来给她瞧瞧，万一真的病了呢？马上就要过年了。”皮发红对翠竹说完，转头对我说，“你跟我回家，在这里闹腾什么。”皮发红也顺便对那些孩子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也都回家去吧，回家帮助爹娘干点活儿。如果你们把这堵墙挤倒，我就罚你们的爹，大年初一来打墙。”
四
我跟随着皮发红和翠竹进了家门。娘两手沾着面粉出来，对着父亲发牢骚：
“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皮发红不高兴地说， “大队里工作忙，我能不管吗？”
（（J忙什么？我看你是瞎折腾，家堂轴子，也是随便烧的？”娘嘟哝着，“不知道多少人背地里咒你呢，你就等着报应吧！”
“这是公社革委的指示，不是我的发明。”
“你听到风就下雨。”娘说，“谁家没有祖先？ 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隙里蹦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爹娘生养。”
“你就甭给我‘大家雀操鸽子——瞎唧喳了’。”皮发红不耐烦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你们娘儿们能够理解的。”
“烧了家堂轴子，挂什么？”娘不依不饶地说。
皮发红将腋下夹着的宝像展开，说：
“看看，我把毛主席请回来了。”
我看到，各家缴纳家堂轴子时换取的毛主席像，都是一个留着大背头的标准像，但皮发红展开的宝像，却是毛主席去安源时的形象。那时候毛主席很年轻，穿着长袍，留着大分头，肩上背着一个包袱，手中提着一把油纸伞。
“怎么样？”皮发红得意地炫耀着。
“这个毛主席很漂亮。”我说。
“不能这样说毛主席。”皮发红说。
“主任，如果没有事，我就先回去了。”翠竹说。
“你不是病了吗？”皮发红问我母亲。
我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咒我干什么？谁告诉你我病了？”
“皮钱告诉我你病了，这不，我把翠竹都搬来了，给你看病。”皮发红说。
“我没有病，”我娘说，“我看你才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我看你是神经病，”皮发红说，“翠竹，你也回家收拾收拾吧。”
皮发红说话时，翠竹已经走到大门口。我娘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低声但很清楚地说：
“革命革命，上边不要脸，下边不要腚！”
皮发红脸色发青，怒冲冲地说：
“王桂花，你说话要小心呢！”
“我不小心你能怎么样？”我娘毫不软弱地说，“才当了几天主任？就腚沟里插扫帚——扎煞起来啦！这个折腾法，我看你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先把这个小话放在这里搁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好男不跟女斗，没空跟你噜嗦。”皮发红说，“皮钱，过来，咱们挂像！”
“怎么挂？”我问。
“早就准备好了。”皮发红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图钉，得意地说，“用这个，按上就是。”
皮发红站在一条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往桌子后边的墙壁上，按毛主席的画像。我说：
“爹，您可要站稳立场，掉下来，可就麻烦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过年的话呢？”皮发红说。
“过年也是‘四旧’，应该革了‘年’的命！”我说。
“哎呀，儿子，真是不可小看了你！”皮发红惊讶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公社革委没有指示，今年这个‘年’，咱们还是过吧。”
皮发红用四个图钉，把毛主席的宝像钉在了墙上。然后，他和我一起，从炕头上，把娘做好了的八个供碗，摆放在桌子上。摆筷子时，我说：
“爹，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摆那么多筷子干什么？”
“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个亲人，他们都要来吃呢。”皮发红说。
“烧家堂轴子时，你不是说人死了没有灵魂吗？没有灵魂，他们怎么能来吃？”
“毛主席家的人不一样。”
“毛主席家的人不是人吗？”
皮发红被我问愣了。张口结舌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火。声色俱厉地吼我：
“你给我闭嘴！问那么多事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