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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造了人，为什么又造蛇，既然人如此脆弱，为什么把苹果树栽在人前（栽给牛顿一人足矣），既然栽在人前，为什么不派天使看守？（圣奥古斯丁在一边打断：我宁可不理解而找到你，也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撇开这些为什么，既成事实是，我们存在了，带着各自的“衣服”。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法国反革命政治学家迈斯特尔倒有段妙语：“敝人有生以来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了还有波斯人。至于‘人’这种东西，我要声明，我这辈子还从未碰到过。”
似乎是在掏心示人——把一切包装零碎全部除掉，内里的存货各归其类，属于自己的竟寥寥无几。我们的身体从一出生就被套进“意底牢结”，历经各种教育，终告成“人”。用迈斯特尔的法眼环顾四周，只见“衣服”不见人。穿上衣服的那一刻起，人已经消失，隔着衣服，艺术只拯救出了一点人味。
几年前在柏林的住处，经常能见到东倒西歪的醉汉，每次双目发直走来，我都在一边毛发直立。地铁上干脆有人哭着叫妈，完全叫出了坐在一边的我的心声。周围的老外更是疯狂，不是挥拳擂墙断了胳膊，就是一手砸掉门上的玻璃……
而在东方，以人口比例而言，我竟很少看到沿街大醉者，更少有人疯到自残自杀。刘小枫的说法是，西人拯救（十字架上甘愿受苦，辛勤救赎），国人逍遥（湖江山间散发弄舟，采菊种花）。
陶公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肯为采菊的日子折上一辈子，娴静端庄地自我完成，实在风度。另一极的屈原却十分不东方地自杀了，他捶胸问天，最后把自己扔进一条江中，致使后人生出这样的慨叹：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最典型的反例是老苏，背运时，不但不疯，还酿酒炖肉，诗中布满菜谱，隔着年代，垂涎后人。奔走歇息的途中，苏老竟幡然顿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遂席地而坐，忽得解脱。
这样的随处安歇，西方人哪里会？他们都是硬着颈项奔走而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么成了（一串名字），要么疯了（也是一串名字），成与疯有时竟难界定。（如何界定尼采、凡高？）
即使是疯，东方也有自己的疯法，八大山人的“佯狂”是一种技术活，洋人的脑力哪里跟得上？真疯，那是完全舍己忘我的状态，要把所有的教养、意识统统卸下，把自己尽数还给自己。我们从小被教导着要舍己利人，该疯（或者该完成自己）的时候，那个大写的身体却坚固如山，硬是舍而不掉。
疯狂即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工业革命就是疯狂的结果。四大发明一完成，东方就电灯、电话、电视、电脑一路享受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跨洋使者几乎没有。而我们，即使在最封闭的日子里，也仍然享用着洋人马克思。孔子、老子、孙子，这些硬邦邦的东方骨头今天同胞都啃不动，更何况西人。而这边，德里达、福柯、萨伊德们却操着洋字母毫不费力地争夺了方块字的话语权。在学习继承外来文化上，国人一路师夷之长以媚夷，确实虚怀若谷。西方街头开几家中国餐馆，西人当“乡愁”吃吃，感染点东方情结也就罢了。东方这边，麦当劳、肯德基却像根据地一样遍地开花，国人生生把它们吃成了主打。
西西弗斯是典型的西方人，加缪一开篇就开始发疯：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可否自杀。后来被演绎成，西西弗斯每天反复推石上山，魔鬼前来试探：神总让你这样推上落下，最终是徒劳的。西西弗斯委屈得问神，神却回答，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复，你如何能生出这样的耐心，这样的毅力，这样的信念？
同样是石头，东方却是另一个版本，不拼实劲拼巧劲，是另一种好。若推石上山的情节出现在东方，会太过刚硬，而串在西方身上，却自然而然，上下贯通。
挥之不去的问题还是浮上来吧，是什么帮助国人如此平衡？是什么导致西人随便发疯？
东方，包子馅在里面，西人却移植到上面。东方，喝茶一定要加盖，西人的咖啡却坦然敞开。东方，一朝成圣，万世师表。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东方，失意有扁舟茅庐，整理羽毛尺寸足够。西方，断了双腿，却依旧站在船头冲着暴风雨大骂老天狗杂种（《阿甘正传》丹中尉）……
我们可是舌根旺盛的民族啊，难道，是东方美食在帮助国人建立一个多面的消化渠道吗？烦闷时，吃清炒虾仁。思乡时，吃北京烤鸭。孤独，喝酸辣汤，出世，吃白玉豆腐。寒冬对着雪天涮羊肉，夏天吹着凉风麻酱拌面。民以食为
天，天有了，其他的琐事几乎味到事成。
善护念
几年前，我在博士出家的圣地法师那里听到一个关于霍金的故事。
霍金，英国物理学家，声名起自宇宙大爆炸理论。人的缘分真是说不清，还是几年前，我心血来潮画了一张霍金博士的头像，连同一篇介绍文章挂上报纸，后来收到一张霍金的照片，童气十足，在剑桥校园里。
有一个疑问，一直挂怀莫名，为什么神会选择一个轮椅上的人来破解宇宙？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答案。
圣地法师的故事是：一次，霍金与好友猜谜，规则是对方先在心中确认一样东西，霍金去猜。先从大范围猜起，如“动物”、“植物”、“天体”等，对方或摇头，或点头，前后不能矛盾，由此不断缩小范围，使谜底逐渐显影。可是那一次，霍金好友违反规则，事先没有确认这样一个东西，霍金猜谜时，好友支吾闪避，结果变成一方在寻找谜底，另一方为了不使前后矛盾而不得不接近谜底。范围一点点缩小，最后霍金说出谜底时，对方也刚好知道答案。
通常是先有追问，再有答案，在这里却变成，答案与追问同时产生。
我还清楚记得法师最后的话：这表明，世界与我们的认识是同时起来的。必须承认，这个故事击中了我，准星究竟打在了哪里？我暗自发誓必须总结。
枯燥的结论终于被我打捞出来：第一，它深刻肯定了意念的作用——意念决定结果。第二，它极端符合因果律——有心想即有事成。第三，它捏合了分离的两极——问题与答案原本一体。第四，它几乎是在诠释佛法——实相非相，境由心生。
这之后，缘分又一次不招自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近距离不到两米见到了霍金：婴儿般的面庞，波澜不惊，被人缓缓推上讲台。他的“走”过，让我想起一处他笔下的场景：飞驰的火车车窗上，同时映着飞跑的原野和静止的乘客。这个意象一直刻进我的记忆底层，让我深感其中富含金矿：不断变化的生命中有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品质，值得人去寻找和把握。令我反复慨叹的是：一个轮椅上寸步难行的人，却走到了宇宙的纵深。还需要解释吗？六根的原理是废一补它，四肢竟也因循此理。
再后来，我在赵朴初先生的纪念馆里见到一篇关于水的文章，扑拉拉读完，像被点了穴。文章说的是日本IHM研究所江本博士（MasaruEmoto）的一组实验——用高速摄影术观察水结晶，最后成书为《水知道答案》。从1994年起，江本开始做这项实验，他把水滴在100个试皿中，分别在瓶外贴上“善良、感谢、神圣”等美好信息，以及“怨恨、痛苦、焦躁”等不良信息，冷冻2个小时后，通过显微镜用200…500倍的倍率拍摄其有结晶的冰顶，结果发现水不但懂人话，还懂外语，其结晶因字意不同而反应迥异。贴了“爱和感谢”的水，其结晶状如雪花，满足而美丽，被“诅咒”的水，结晶则一律丑陋不堪，用日语、英语和德语分别赞美的水，其结晶漂亮得毫无二致。
1997年2月2日下午2点，江本邀请日本500名波动学毕业生对放在他办公室桌上、来自东京品川的一杯水发出意念。每个人都怀着“水变干净了，谢谢”的愿望，从日本各地在同一时刻发出信息，原来的水不见形状，接受信息后，现出美丽结晶，人的意念，竟然不受距离的影响。
江本的实验还发现，水不但能看，还能听，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水的结晶活泼愉快，而听了肖邦的《离别曲》，水结晶竟被分化得更小，成为地地道道的离别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