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采。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了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2
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刘半农。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3月5日，刘半农与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等人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宣言对斯文赫定是一种抗议的态度，其中写道：
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我国近年因时局不靖，致学术事业未能充分进行，实堪慨叹。但同人等数年来就绵力所及，谋本国文化之发展已有相当之效果。现更鉴有合作之必要，组织联合团体，作大规模之计划，加速进行，将来并可将采集或研究之所得，与世界学者共同讨论。一方面对侵犯国权损害学术之一切不艮行为，自当本此宣言之精神，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妥筹办法，督促政府严加禁止，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
我猜测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复杂的。一是绕不过民族情感这一类，二是亦有与洋人联合共行的打算。自知没有洋人的实力，但又不甘学术的落伍，其间的焦虑是很浓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
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否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羁小节，而科学则需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虽没有加入到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魏建功曾这样写道：
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椎为常务理事。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先生外而严正持约，内而周旋接济，事无巨细，莫不就绪。团员发现汉人简牍，归先生与马衡教授斯文赫定博士三人研究，整理才什一。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瑞典地理学会征文为祝，先生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著文纪念。于是有绥远之行，遽罹回归热不治而死，悲夫！
因科学考察而死，在民国间他是不是第一人，尚不好说，但他的辞世，对后人的刺激是那样的大。前几年我看他女儿刘小惠著的《父亲刘半农》中收录的资料，内有胡适、陈垣、梅贻琦、钱玄同、马裕藻等人的文字，实亦觉出科考代价之深。不过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实验与探险的关系。我读鲁迅悼刘半农的文章，也只是肯定其文学革命的一面，而对其学术之路默而不谈。在我看来，刘半农后来的选择，实在也是该细细总结的。其作用，难说不比《新青年》时期大。不知人们为何很少谈及于此。如果细察，是有诸多深切的话题的。
3
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行动，徐炳昶是个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斯文赫定的出现，也许他还不会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跋涉中。而他一生的命运，与此次远行关系深切，竟由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变为考古学家。
徐炳昶生于1888年，宇旭生，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就读于京师译学馆，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猛进》周刊的主编。鲁迅曾和他有过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