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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向游人献哈达，敬美酒，展歌喉……这里的藏胞已不能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了，他们必须生活在游客的梦想里。为满足寻梦人的猎奇和需求，他们必须生活在近似虚构的场景中，必须像演员那样时刻想到面对的观众，把本来的日常生活，变为具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世外桃源”般的岁月，在这里已不复存在。藏胞虽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却失去了不应该失去的。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康韦、马里森等人被劫持到香格里拉后，大自然的奇美和藏传佛教的玄奥令康韦心醉神迷。他曾决心终生留住下来，但经不住马里森的再三撺掇，最终还是出走。离开香格里拉后，康韦一度失去了记忆。恢复记忆不久，他从泰国曼谷出发向着西北方向，去重新寻找那片曾使他眷眷恋栈的圣土。作家希尔顿虽未向读者描述康韦寻找的过程，却在全书的最后一行援笔发问：“您认为康韦最终将能找到香格里拉吗？”这一诘问，振聋发聩，余音无穷。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类精神却渐渐被掏空了的当今，香格里拉不应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应是一个可以争相抢注的商标。在被物欲的力量紧紧控制着的人类面前，它应该是人类心灵的荒漠上，重新播种希望的一片净土。
迪庆是全球50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之一；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17个地区中，迪庆排在首位。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是当今世界最为严峻的命题。开发不易，保护更难。在这两难的选择中，开发者的超人智慧、才能、想象力和科学精神是关键所在。面对狼毒花用美丽包裹着的严酷现实，所幸的是，迪庆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已清醒地感受到这美丽背后藏匿的巨大隐忧。大自然的原始生态，是人类绝没有能力复制的。创现世伟业决不能为后世留下难以消弭的灾祸。大自然的生态之美，才是迪庆弥足珍贵的第一财富。基于这种认识，州政府提出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限制马的数量，改良牛的品种，发展猪和羊等新的富民举措。有专家甚至提议，应在迪庆建立“生态特区”，寻找新的资源管理模式。凡此种种，无不是在寻找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的最佳契合点……
就要离开香格里拉了，尽管狼毒花曾使我的心情一度沮丧，但我仍应该说，这里的雪山、湖泊、峡谷和草原，仍是我所有到过的地方中最富自然之美的地域。2003年，美国生态学家鲍伯·麦瑟雷在迪庆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考察后说：“从一个生态学家的眼光来看，香格里拉依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香格里拉，本是佛陀的理想王国。其魅力在于那是一个可以贮放人类梦幻，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我们既然将一种美妙的梦幻，当作了实有的存在，并将神性的香格里拉，变成了世俗的香格里拉，还认定了它的所在地，那么，我们就应该以藏胞对大自然那种宗教般的意志、虔诚和敬畏，殚精竭虑地去维护它的高洁与神圣。今天，对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说一声“珍惜”，应该比任何词汇使用得更加频繁。如果我们再蹈“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覆辙，那么，在不会太远的将来，即使世俗的香格里拉，也会像希尔顿所担忧的那样，真的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2005年9月8日于济南灵岩寺
辨名物
■ 季红真
一
名实之辨，是人类思维最为古老常新的课题。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是对概念系统所指称对象的逻辑分类。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逻辑学，也要讨论相似的命题。一直到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索绪尔，关于语言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解，也贯穿着名与实的思辨。给事物命名，大约是语言最初的起源，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主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普通百姓，都离不开对于名与实的分辨。从意识形态的宣传到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思想的自我确立到生存的真实处境，都会有名与实的矛盾，遂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哲学问题。究其本源则是语言最初的命名活动，说白了也就是名与物的基本关系。这就难怪，从结构到解构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科，有一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词与物》。词与物的关系，实在是人和世界最基本的关系。
名与物的关系也是知识的谱系。人对于世界的好奇，首先体现在对于各种知识的渴求，分辨名物是最原始的方法，《看图识字》是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方式。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所有语言教学的开端，单词量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外语水平的硬件。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大小，几乎就取决于他或她知识的多少，也几乎就是指能够分辨的名物有多少。认字是人的一生中难以穷尽的工作，命名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永恒的任务。一位清代的学者认为，汉语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假，也就是以此指代彼指，同一个能指可以根据语义的联想容纳其他的事物。这是有见地的说法，一直到现代都是如此。比如对于化学元素的翻译，就是以形声的基本原则，给以最准确的命名。所有的名词都是单音节，文字则都是以金为偏旁标注出物理属性，拼上最简单的汉字以注声。这就使各行业的人士，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一整套相应的语言概念体系。
以语言文学为职业的人，在词的汪洋大海中，去分辨各种相应的物，其工作犹如大海捞针。鲁迅当年翻译《死魂灵》时，对萧军发牢骚，大意是说现在不是在做人而是做机器，大量关于俄罗斯器物的词都要一个一个地查，苦不堪言。他是由日文转译，同时还要参考德语辞典。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年过五十之后，还要辨别名物，可见这项工作须臾不可回避。张爱玲说，中国是一个文字国，皇帝遇见不顺心的事就要改年号。这就使中国人辨名物的工作特别繁重，别的不说，只以对于人的命名就无穷繁琐，学前有乳名，长大有学名或大号，读书人还要有宇，有斋号，笔名可以随意起。关于名字的讲究也格外多，要避长者讳，避尊者讳，还要避皇上的名讳。当权者的喜好，也会引起名物关系的变化，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李贺因为要避父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武则天干脆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宇。古书上的文字因此而语义混乱，小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大到一个地方，名字都会不停地改换。黄瓜因为是从域外引进的，故原名叫胡瓜，只因为隋炀帝特别痛恨胡文化，排斥所有带胡的字样，遂改名为黄瓜。估计他很喜欢吃这种蔬菜，经常看见，故强行改名。当时有胡宇的物件是很多的，如果一件一件地改起来，怕也是改不过来。野鸡原名雉，因为要避吕后的名讳而改。而普通的老百姓则通常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姓氏的后面加上排行顺序了事，张三、李四和王五，是对普通人的泛指。上海作家陈村著名的小说《一天》，主人公就叫做张三。已故作家王小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则叫王五。女人出嫁之后，在娘家的小名便被废除，在夫家和娘家的姓氏后面加一个氏字了之。而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则连姓氏也没有，于是便有了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对于阿Q的愤怒责问，你也配姓赵？！
二
一生经历的尴尬中，有一多半来自名与物的分离。
少小的时代，许多的话都是听不懂的。首先是政治的话语听不懂，阶级与贫富的观念至今很模糊。小学过队日的时候，听刘文学的故事不知所云。雷锋的故事只理解了做好事，其他的女同学听得痛哭失声，我也不明就里。其次是性的话语听不懂，不要说各种隐语，就是专有的名词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生物课。艺术的话语就更不明白，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西方现代派的美术，是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表现，让一头牛的尾巴蘸上色彩在纸上来回地甩，就称为一种美术流派。听得我如入五里雾中，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西方现代美术的作品。各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人情世故，更是迷津一样找不到门径。由此形成的道德话语，也是常使我困惑的内容。只有老老实实地当听众，一开口即是祸，至今如此。当成年后看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感觉上的共鸣格外强烈。米兰·昆德拉对它的阐释，更是说出了我无法表达的体验，这个世界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