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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眺望着远处林木叠翠、烟岚明灭的座座青山，遥视着更远处那银光闪烁、玉洁冰晶的雪峰，呼吸着这大中甸草原清新里含着淡淡草香的空气，沐浴着从纳帕海湖上吹来的清凉而和畅的柔风，仿佛觉得自己那颗已被岁月磨出老茧的心，软化了，年轻了。我本是来自山野的孩子，山野的流溪、碧草、小花所组成的带有芬芳的“文字”，应是我最早读过的第一本书。后来，我走进了省城，住进了大都会，常年生活在像鸟笼一样由钢筋和水泥组成的方格里。近些年，虽有了电视、手机、因特网，足不出户也可尽晓天下大事，但随着山野间那些小树、小草、小花的名字渐渐在记忆中消失，我生命中产生了本不该有的空缺。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匆匆行走在人与人碰头磕脑的柏油马路上，那种光着脚丫儿，踩着黑褐色的泥土，能够沉淀你的惊慌、使你坚定与轻松的感觉，也找不到了。我也许早巳背离了大地；把在坚硬的马路上散步说成是“在大地上行走”，实在是一种矫情和名不副实。今天，漫步在这柔软的草地上，复归自然的我，才又真正听到了大山的心跳，感受到了大地的呼吸。一时间，大中甸草原，让我找回了昔年山野孩子的童真，忘却了人生经历的痛苦，扬弃了高傲的自我，超脱了尘世的猥琐与虚荣……
同大中旬一样，位于县城南边的小中甸，也是香格里拉这首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在这片同样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的土地上，山光水影，嫩绿新碧，房屋篱墙，牧马闲牛，羔羊家犬，一切都显得浓淡相宜，错落有致。214国道纵穿小中甸草原，透过车窗朝外展望，我觉得又进入了另一个似幻似真的梦境。走下车来，见早有十几辆旅游车停靠在公路两侧。游客们正在那金灿灿、黄澄澄的花丛中，观赏、戏耍、拍照。我的双瞳也蓦地被那浪涛般活泼的光彩燃亮了。进得尺余高的花丛，只见那一片片，一簇簇，一丛丛，一枝枝，一朵朵像浮雕般精工绝伦的黄花，熠熠辉耀于草原之上，尽情地层示着一种美对人的视力的征服。也许花开有早有迟，也许花儿承接阳光拂照的角度不一，这庞大的黄花家族，分别呈现着淡黄、浓黄、浅黄、深黄、嫩黄、鹅黄、杏黄、米黄、奶油黄、柠檬黄等各种黄的色彩。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
我的视觉得到极大满足后，才问陪同我的藏族小伙子，此花叫啥名字，答日：狼毒花！
听报花名，我心头咯噔一震：如此颜娇姿美的黄花，为何起了这样一个狰狞、凶狠而歹毒的名字？藏族小伙子告诉我，前些年狼毒花只是星星点点地开放在小路旁，山石间，近几年才连方成片地出现在草原上，成为香格里拉的一大景观。游客到此，观赏狼毒花，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
藏族小伙子的这番话，令我心中茫然，疑窦顿生。在无数动植物天天都在消亡、灭绝，沦为现代人类文明牺牲品的今天，原本只是香格里拉一种小小点缀的狼毒花，今日为何能高擎着金色的生命杯盏，形成了一个生机盎然、光艳四溢的花的“城邦”？这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大大的哑谜。
回到县城宾馆，我急忙打电话给军艺的文友，让他速去请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问明狼毒花兴旺的原因，并尽快告我。翌晨，文友的电话来了，言其讨教了一位植物学博士，博士的解释大意如下：“狼毒”是这种黄花的学名，华北地区的百姓俗称“闷头黄花”。狼毒花多见于我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根、茎、叶均含大毒，可制成药剂外敷，能消积清血。亦可做农药，用以防治螟虫、蚜虫。但人畜绝不能食之。狼毒花根系大，吸水能力极强，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周围的草本植物很难与之抗争。那位博士还说，他曾数度进行过实地考查，在宁夏、陕西、内蒙等黄河流域的一些草原上，多次见到过遍地开放的狼毒花。过度的放牧，公路的修筑，人和畜的定居，破坏了大自然的原生态，是狼毒花蔓延的原因。狼毒花在我国某些地区，现已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
博士的解答，使我多日来因走进香格里拉而被这里山川的灵秀与绮丽所陶醉的心，一下子揪紧了；那拥抱世外桃源而发生的梦幻，也似乎转瞬逝去。我知道，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事物的中心，“中心”常常存在于形成“答案”的来因去迹里。
来到迪庆后，我强烈地感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初期，自然生态对其文化的影响，每每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这种文化发展到成熟、稳定并自成体系后，它反过来又对自然生态发生着影响。尤其是由宗教信仰所育化孕结出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方式，对保护自然生态的作用至关紧要。当佛教的行善、惜生、因果轮回等观念与藏族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后，藏传佛教便使藏胞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理念。在藏民的心目中，山有神，水有灵，树有神，草有灵，万物都有神灵。狩猎、砍树是杀生行为，要进行严格节制。藏民盖房非砍树不可时，每砍一棵树，都必须跪在地上祈祷，向神陈述不得不砍伐的理由，求神原宥自己的过失。在藏传佛教寺庙周围20华里内，凡能听到寺庙钟声的地方，则不能砍一树，打一鸟。因此，在“文革”前，寺庙周围几十里内，无不古树参天，百鸟争鸣。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所有藏民都要种树。老人常告诉晚辈，
每种一棵树可增寿五载，反之，则要折岁五年。藏民很少有人愿当木匠，他们深信，万千生灵都有生死轮回，人会变成树，树会变成人。当木匠必然会砍许多树，死后会有神灵去锯他们的脖子。藏民还认为，除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雨雪这四样东西外，他们生存所儒要的一切，都是大地山川恩赐的，是大地山川时时在呵护着他们。这种由宗教情绪控制的将大自然奉为主，把人视为仆的关系定位，使往昔的藏胞生活在一种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氛围里。只要能维系起码的生存需求，他们绝不对大自然进行额外的索取。正是这种把大自然当作最高感恩对象的生态理念，才使得昔年迪庆的田园牧歌，回环往复，历几千载长吟而不衰。
然而，宇宙间除了变化之外，绝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实际上，被人誉为香格里拉的迪庆，早巳不是人类梦幻中的世外桃源。那刻在县城中百年木房上“造反有理”的标语告诉我们，建国以来，那一场场无高不止，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也都曾波及到这天偏地远的迪庆。有资料显示，1958年大跃进时，这里的一些草原湿地，曾被强令进行过稻改。在高寒地区种植水稻，无疑是凿冰求火的幻想。伴随着稻改的必然失败，这里的部分牧场、湿地，也曾遭际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那毫无秩序可言的“文革”荒诞剧中，更有一些不法之徒潜入深山老林，大肆砍伐古杉名木，’疯狂猎获珍禽异兽，致使那些人迹可至、有路可走的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也曾蒙受过亘古未见的劫难……
当改革开放的惠风，穿越千峰万嶂，吹拂进迪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后，自治州的历届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把“脱贫致富”，视为执政的第一要务。迪庆有着九百万亩天然牧场，一时间，大力发展畜牧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各级官员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
然而，世间之事，包括人对财富、荣誉和欢乐的索取，皆有一定的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就会一步步走向毁灭。随着畜牧业在迪庆超常规的跃迁，牲畜的数量成五倍、十倍的速度增长，过度放牧的弊端便渐次凸现出来。州农牧局作过估算，全州天然草场的最大载畜量为29万头黄牛单位，而到2001年，全州却已拥有39万头黄牛单位。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