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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瓯北诗集》：清诗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撰，五十三卷，好以议论入诗。
（38）浣花翁：指唐诗人杜甫，因居成都浣花里，故称。
（39）青莲：唐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40）《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字亦峰）撰，八卷。多推崇常州词派。
（41）渔洋《论诗绝句》：清王士禛《精华录训纂》卷五下有《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中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只讲开元天宝的盛唐诗，看不到宋元诗的变化。这里指对杜诗的变化也看不到。
（42）《西京杂记》：或谓梁吴均撰，六卷。记司马答盛览问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诗。”
（43）《文中子》：亦称《中说》，十卷，隋王通之子福郊、福畤纂述，文体仿《论语》。
（44）林艾轩：宋林光朝（字谦之）有《艾轩集》九卷。
（45）王静安：近人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他的《宋元戏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写者也。”
（46）子长：汉司马迁字。
（47）贾生：汉贾谊。子云：汉杨雄字。陈思：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靖节：晋陶潜（字渊明），私谥靖节。柳州：唐柳宗元（字子厚），任柳州刺史，时号柳柳州。庐陵：宋欧阳修，庐陵人。东坡：宋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遗山：金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都是著名文学家。
（48）《诗史》：指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
（49）《时文说》：“时文家能达不易达之理，能著不易传之神。……故极题之枯寂险阻虚仄不完而寡思渺虑，如飞东于蚕丛鸟道中，鬼乎脱命，争于纤毫，左右驰骋而未见有失。……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也。”即指八股在达理传神上比于宋元戏曲。尤西堂：清尤侗号。著有《西堂杂俎》等书。
（50）王、薛、唐、瞿、章、罗、陈、艾，代高、杨、何、李：《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歌传》称祖薛应旂，“应旂雅工场屋文字，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浮齐名，其词文所品题，百不失一”。即指王、薛、唐、瞿。《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艾南应传》曰：“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应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称为章、罗、陈、艾。高、杨：高启、杨维桢，为明初著名作家。何、李：何景明、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
（51）公安：明后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号称三袁）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是公安人，称“公安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论调和表现，认为文学应因时因人而变，不能一味摹拟古人，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卓见真情为文，保也产生了浮而不沉之弊。竟陵：明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同是选家、竟陵人，称“竟陵派”。他们倡导抒发性灵，反对公安派的粗率轻浮；反对七子复古拟古，又主张学习古人精神，走上了深幽孤峭之途。
（52）俳体：指八股文的排偶体。宋洪迈《容斋续笔》十二称《龙筋凤髓判》为俳体，即为对偶文，认为不庄重。
这两则说文体递变的道理，不像物体的演化，必须经过新陈代谢、前仆后继。中国各种文体，渊源于五经。历代文体的变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说的只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原因，鉴于已有文体出现弊端，才促成新文体的产生。“弊”就是毛病，当某位敏感的文学家发现已有的文体在内容或形式上有着某种毛病或束缚时，便要寻求出路，由《诗经》的四言到形体较为自由的《楚辞》，然后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曲，皆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体。
这里引金刘祁、明曹安的话，都在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辈，他们由于不满“台阁体”只追求典雅工丽的形式，不顾及格调的陈腐庸俗，而主张复古拟古，提出偏激之见。如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方山精舍记》）他所谓的“无”，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这番意思明白地说出了：“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杂言》）他简单地把文学形体的递变，看作是绝对的新陈代谢或前仆后继。明胡应麟也在《诗薮》里发表相同的意见。明郎瑛《七修类稿》进一步提出贵古贱今的主张，认为“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个时代的标准是对的，但如果说后代的文学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学，显然大误。郎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若照他的主张，文体无需变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读四言诗，或许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会生活和人类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表达情感和模写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来越丰富，文体也便随之越来越千变万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
这里举出六朝骈体文盛行，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散体文，开始时由于这种文体追求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辞采华美、使事用典诸多严格的追求而广为流行，发展到后来，更趋于形式的讲求，内容日益贫乏，风格日益柔靡。于是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把“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来革除柔靡的文风，但写的还是骈文。诗也如此，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提倡风雅兴寄，他所写的《咏怀》，还是五言古诗。直到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古文代替骈文，传奇兴起，变文出现，但当时骈文并未中绝，在传奇、变文中就有不少骈俪语。钱先生即指出“俪体未曾中绝”，又指出“忽盛于清”。即就明代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应试科举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兴起，又重视讲究对偶，到了清代骈文大为盛行，又出现了“骈散并行，各放光明”的境况。这里例举骈体的盛衰发展便可以说明，文学体制的发展可以在同一体制中推陈出新，不是一种文体先亡，之后生出另一种文体，而是犹如调色，黑白呈灰，黑红呈紫，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可随意随时调配，便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异样色采，而原色是绝不能缺少的。钱先生以此比喻文学形体的发展，形象精辟，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这里还形象地批驳了“彼作则此亡”的立论之误，然而“诗亡”之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盛唐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的第一首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实正是他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
焦循在《雕菰集》讲到唐以后“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云云，都不可靠。这里指出唐司空图、金赵秉文和清赵翼、黄遵宪等人就唐“以文为诗”，“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以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诗文相混的文体变化，发表了深有识见的议论，说明诗的体制本身可以有种种发展变化，但诗并没有亡。清人陈廷焯看到李杜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变化，却没有说清是怎么回事。钱先生指出两点：（一）诗情和诗体“本非一事”，不能混为一谈。《文中子》云：“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与人同在，性情不亡，诗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诗情和诗体还都会有各自的发展和变化。（二）文分朝代，却不限于某朝。王国维于文体前冠以朝代，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若是说赋至汉代始盛，诗至唐代始盛，词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说，赋只限于汉代，诗只限于唐，词只限于宋，曲只限于元，便成了谬误。一部文学史证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体，如元曲胜于元诗，不等于说元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