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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五、解剖康有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