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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字等等，未免是胆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脱稿于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原载于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⑴》，一九九三）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 or 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着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着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着一位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着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精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