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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籍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 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訢）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高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挺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囚公使，作人质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椿「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竟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