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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是「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己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就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而真正「既闻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汉末「以生道杀人」的诸葛亮，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却要自称儒生。
加以光武中兴以后激励气节，儒生以宦徒为可耻，沽名钓誉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装模作样。因而东汉时私家讲学之风特盛。他们也「各以家法教授」，与太学诸博士在学术上平分秋色。《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这些私家讲授的学者，生徒极众，门下「著录」（登记）每至万人以上。⑤ 所以以规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已。
太学与私学的比较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东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到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学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仍然保留了独霸的特权和荣誉，其为当时极重气节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场。家君治汉学，尝谓东汉私学起于光武之激励气节，而后「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无过可言，然渠为一己篡夺之私欲，极力破坏东汉两百年之士风，实罪无可逭，确是千古不磨之论。
在东汉这种士风之下，居学术高位的博士，有时还得不顾学问，替那不学无术而偏要「正坐自讲」的皇帝作御用文人⑥，这与今日大陆郭若沫辈之甘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实同样的无聊。因而其时极多有志操的学者宁愿私家授徒，不愿应征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这和今日的情形亦颇相同。
太学没落的近因
太学既失其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禄的衙门。太学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杂。公卿「保举」博士，又多「举不以实」（《后汉书·杨震传》），为真正读书人所不齿，更为落选者及其「保举人」所嫉忌。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学术风气这样浓厚的东汉，无怪乎有人要废太学、兴辟雍了。
再者太学本身的学风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汉书·吕强传》）这种为利禄而学问的学校，学科范围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员的选拔又充满贵游子弟，「天下英雄」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因而遗贤遍野，「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颓也。」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东汉末叶，太学既去其为国家养士抡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荣誉反而出诸士林之内读书人的彼此推重。汉、魏之间因而乃有「月旦评」一类的言论机关出现。名满全国的学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阳」一类的名士了。此风滥觞，魏、晋之际，当朝者惩前代之失，其养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学，而改用士子之间相互评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试制度始正式确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