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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伊索还冤的是著名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因为世界各国曾对其著作《历史》第二卷中的一个故事进行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译写”，结果却没有署上他的大名。
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埃及有个叫拉姆普西尼托司的国王，让工匠为其修建藏宝石室。工匠死前，将进入石室的秘密告诉了两个儿子。他们前去盗宝，一死一逃。国王用尽办法，甚至让公主作娼妓，在黑暗中问男人在哪里生活得最幸福，希望用这种方法找到在逃的工匠之子，却屡次被斗败。最后，国王认输，把公主许配给工匠之子。
如今，你可以在《格林童话》中找到一篇据此改写的《神偷手》。据外国学者综合考证，罗马尼亚、卡拜尔、克什米尔、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荷兰、丹麦、中国西藏、斯里兰卡、俄罗斯、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故事高手都曾轮番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孜孜不倦地对这个故事进行“恶搞”。这些被改写过的故事一般都写作《两个贼》，细节却各有异同，它的意大利版本甚至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部分情节移植进来，把故事改装得格外热闹。原故事中国王派公主做娼妓的细节不太合理，也不适合儿童，很多版本都未采用。不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公主问虚竹在哪里生活得最快乐的细节，倒很像是据此改编的。
三
也许，有人会说《伊索寓言》和《两个贼》属于儿童文学，纵使经过反复译写也没关系。其实，成人文学作品照样多次经过译写或改写。
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刚一面世，立刻引起“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此书是文言译本，译文又做了大量增删，属于标准的译写，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它具有连原著都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
此后，中国相继出版过各式各样的译写、译述和改写作品，如陈独秀和苏曼殊译述的《惨世界》，伍光建译述的《侠隐记》，郭沫若改写的《西洋美术史提要》，等等。
建国后，译写和改写的行情依然看好，与直译三分天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傅东华据英译本翻译的散文本《伊利亚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杨宪益译散文本《奥德修纪》，它们虽未经译者改写，译者所据的英文本却是改写过的。如今，我们有了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荷马史诗》，这两种译文却仍有宝贵价值，恰如《荷马史诗》中译者之一陈中梅所说：
“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宿愿。尽管傅本转译自E。V。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
对《巴黎的秘密》、《白衣女人》等外国长篇通俗小说，国内也出版过多种节译和改写本。对童书的“译写”则更不在话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木偶奇遇记》，扉页上就特意注明“徐调孚中文译述”，译者另外又在序言里说明：“为使适宜于儿童阅读的缘故，我并未完全直译。”
四
“老外”也同样对译写和改写情有独钟。
伊本？穆加发把印度的《五卷书》译写为《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托尔斯泰改写过《木偶奇遇记》，安德鲁？朗格夫妇对他们翻译的12卷《彩色童话集》进行大量改写，《格林童话》是否经过改写则不必我来多说。
有趣的是，外国还曾出现过“译写”完全替代“原创”的事情。据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流浪儿》的中译者介绍，英国1866年出版过一本詹？格林伍德创作的儿童小说，两年后传入俄国，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不久，俄国出版其节译本和柯？楚柯夫斯基等人的译写本，题为《流浪儿》。后来，此书不但在英国绝版，连原著都已失传，假如它不曾被译写为俄文，我们今天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无独有偶，我国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过一本故事书《三十二个木头人》（沈湛华等译），据译者介绍，此书虽流传于内蒙古，却起源于印度，1608年由梵文译成蒙文。20世纪初，有个俄国人把从蒙古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为俄文，因为他只会听、说蒙文，却不能阅读，可以勉强算作林纾的外国同行。此后，他的俄文手稿数易其主，最终落入蒙古科学院主席之手，1923年在蒙古刊印，《三十二个木头人》即据此译本译成中文。现在，此书的梵文原本已不可查考，假如没有这段曲折的译写经历，我们如今又怎能读到这个故事？
五
看起来，“译写”果然古已有之，既不是“新模式”，也不算怪胎。很多读者之所以对“译写”的说法产生抗拒，大概是由于他们既没有注意“译写”历史，又以为只有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才能让他们“最大化”地领略原文魅力。
其实，纵使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也与原文有一定距离，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最天才的译者也不能将其完全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形式。
有时，就算译者学识深厚，也不免发生误译情况。比如，乔志高在译《大亨小传》时，曾把书中的一个词按字面意思译为“酒钵号游艇”，后来才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火山遗址”。赛珍珠翻译的《水浒》英文版，甚至将武松的骂人话“放屁”用英文直译，却不知道武松的话本是“胡说”的意思。
类似的误译还有。比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鸡鸣》中的“苍蝇之声”译成“Itwasthesoundoftheblueflies”（那是蓝苍蝇之声），假如译者知道汉语的“苍蝇”即英文的“fly”（蝇），就不会再给它添加什么颜色了。
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译写有时也比较自由，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名篇《詄有梅》译成“Whydon'tthemanpropose”（为什么没有男人来求婚）；有的把《十五从军征》译为“Theoldsoldier'sreturn”（老兵归来），这些还算有那么点意思；有的竟把李白名篇《月下独酌》译成“WeThree”（我们仨），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与其去指责“译写”，不如去指责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的直译，或者虽在封面注明“某某译”，译文意思却与原文不能大体吻合的所谓“直译本”。我曾用近年出版的几种新书与英文原文对比，发现了一些译者改写或漏译原文的情况，书中却没有“译写”字样，译者在序跋中也不加说明。比起来，在书中注明“译写”的做法却是诚实的，毫无欺骗读者之嫌。
六
总之，译写和改写的传统做法还是保留为妙，让它们与“翻译”并驾齐驱，一道丰富我们的翻译文学菜篮子，岂非三全其美的快事？
说起来，这个看法还是最近产生的，因为我今年恰好为某家出版社编译了许多外国儿童故事。在编译前，我对“译写”也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我甚至认为多数外国童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用“译写”方式处理，对某些成人读物也不例外。卡尔维诺在他编写的《意大利童话》序言中也这样说：
“改编民间故事时，尊重原故事和自由创新同样都是必要的。”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很多民间故事和童话都在流传过程中打上了血腥烙印，故事中常常含有暴力与不健康思想，还有情节不合理的地方。为学者研究需要，自然需要出版不加删改的直译本；可另外还需要出版慎重处理的“译写”本，假如其出版目的是供儿童阅读。
这种做法，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据《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介绍，格林兄弟当年搜集的故事中，有很多连成人读了都会脸红的情节，如“睡美人”曾惨遭强暴，“灰姑娘”居然曾设计毒害继母，这些描写都不该让儿童看到。所以，格林兄弟后来又把这些故事再次改写，去掉很多“儿童不宜”的成分。即便如此，《格林童话集》中还保留着灰姑娘的姐妹为穿上舞鞋，忍痛切掉大脚趾之类的血腥描写，这也是不该让儿童读到的。
据说国内出版了《格林童话》原始版的中译本，引起众多学者和网友的非议，认为这种行为等于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