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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大街林荫道的咖啡店里写出的作品。这部单薄的小说就像是放在文学共和国门槛上的一枚炸弹。弗朗索瓦？勒格雷阅读了这部作品。他是朱利亚尔出版社，甚至是整个巴黎最好的审稿人，同时也是一位严肃的音乐理论家，历来以恐怖的审查著称。然而这次他却很快地吹响了号角：“坦率。完全的纪实。天生的才情。小说与诗的和谐。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你好，忧伤》的初版印量为3000册。一年之后，它的销量已达850；000册。在此期间，《你好，忧伤》获得了批评家奖，作者轻巧的旋律，萨冈那四溢的香气，她那迷离的、袭人的却又无法模仿的芬芳，征服了莫里亚克的嗅觉。萨冈的笔名取自普鲁斯特的小说，而她的小说也同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你好，忧伤》的出版早于瓦迪姆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两年，同样早于碧姬？巴铎两年风靡法国，它被作为慵懒而失望的一代人的宣言书，同时也成为了道德解放作品的先驱。您可以想想，小说里讲述的问题是松林别墅，炎热的夏天，一个17岁的女孩和一个没什么感情的男孩上床。故事的结尾，塞西尔居然都没有怀孕。书中的伦理道德，也就是没有伦理道德。人们甚至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一场革命。
面对道德同盟的喧哗和记者们的好奇，萨冈总是扬起她的小脸，露出受惊的松鼠一样的表情，人们几乎难以听见她回答的问题。萨冈在一个夏至日出生于洛特省的卡加克，她的母亲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和几个磨坊。她成长在巴黎的富人区，但她的灵魂并没有沾染蒙索公园的富贵气息。10岁的时候，她开始写剧本和诗歌，13岁的时候她已经读了科克托、加缪、萨特的作品。16岁的时候，她被“群鸟中学”以“缺少灵性”为由开除。课间休息时，她在院子里大喊：“上帝是一只大兔子！”“很有趣，”记者们在笔记本上如是记载。“这是普雷维尔的风格，”她解释道。还是算了。17岁的时候，她参加中学会考，有一道题目要求她论述“为什么说悲剧与生活相类似？”，这一主题给了她启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不断地追寻着答案。
萨冈是为了避免在采访中害羞而开始饮酒。在经受考验之前，她会喝上一两杯威士忌。麻烦的是，记者们从早到晚地接踵而至。毒品也是出于偶然才进入她的生命。她开阿斯顿？马丁车出事之后，有6个月的时间都半昏半睡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只有吗啡可以抑制她的痛苦。她奇迹般地从那个漫漫长夜中苏醒过来。虽然痊愈但依然留下了障碍。流传最广的传言总是基于误解。萨冈任由它流传，也任由人们去说。后来她曾坦言，“这些年来，我听过太多关于我的传闻，以至于我已经不关心我到底被如何传说。”而至于其他，萨冈的传奇与社会局势无关，也不是出版商们的背后炒作使然。是一个建议改变了她的存在。她总是嘲笑别人的意见，但是却有一个例外。《你好，忧伤》出版一年后，朱利亚尔出版社告知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她将有50亿旧法郎入账，皮埃尔？夸雷命令她说：“在你这个年纪，这太危险了，花掉它！”她开始尽情挥霍：“我邀请30个人到圣特罗佩消夏，这样一直持续了5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负债累累。”
“我总觉得要经历一次相对的失败，既有些讨厌却又仍有胜算。令人失望又令人兴奋。”
萨冈喜欢英国的敞篷车也喜欢飙车，喜欢那种“能压平路边的梧桐和弄乱忧伤情绪”的速度。她喜欢赌博，喜欢娱乐场，喜欢赛马，喜欢卡斯塔尔之夜，喜欢一切能够使她相信生活就是度假的东西。人们通常会把她和她的主人公们混淆起来。公众舆论把她视作看透一切的年轻人的象征。这些年轻人会用喧闹和无意义的话将他们的失望湮没起来。对此，她低声抗议道：“但愿那些家庭的妈妈清楚，我不会引领任何人，所有那些狂热都是没有常识的，而且非常缺乏幽默感。”她总是善于弄乱别人的思路。诽谤她的人们指责她好逸恶劳。这引起了她的兴趣。萨冈写了《致懒女人》，表面上不费力气，这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项壮举：这是至高的优雅。“轻浮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她辩解道，“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人们问起她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她答道：“确切地说，就是让时间消磨过去。”她说谎的时候会低下头，就像初中女生。萨冈无需故意使她的小说沾染上黑色。她晚上躺在房间里，在小学生用的练习簿上写作。“写作是我仅有的证明自己的方式，”她说，“我总觉得要经历一次相对的失败，既有些讨厌却又仍有胜算。令人失望又令人兴奋。”她每两年出版一部小说。《某种微笑》、《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您喜欢布拉姆斯吗……》这些书摆上了众多家庭的书架，同时也走进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她讲述的总是相同的故事——不确定的爱情，凌乱的床，带着隐约沮丧情绪的资产者们。出版界的骄人成绩，批评界眼中的鬼脸怪相。这个怪人的创作也开始日臻完善。1960年，知识界专家认为新小说派已经使萨冈开始落伍。这种无聊的话让她非常感兴趣：“我不相信写作技巧，也不相信小说革新的传闻，”她解释道，“我们有整个人类可以去挖掘。就像是樵夫一样，面对高大的树木，他不可能总是浪费时间去试斧……”
萨冈对于表达方法非常敏感。在为《快报》撰写驻外报道或影评时，她总是会精心琢磨她的用词。无论对于她遇到的人、她经过的国家或她发现的作品，她都有着极其敏锐的目光。她是第一个从古巴回来却没有粉饰卡斯特罗新政的人。巴黎的沙龙里，思想家们几近疯狂：“弗朗索瓦兹，”他们不停地对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句责备她已经听得太多，然而于她，这就像是一种鼓励，只有疲倦才使她恐惧。这种时候，她总是会转身大笑着离去。在《快报》，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短暂的影评生涯，并且以对一部精彩影片的评论做结：J。G。杜布洛克的《鼻孔中的手指》。她在评论的开始便写道：“法国电影界终于迎来了一阵馨风！”很显然，杜布洛克和他的代表作都从未存在过。
她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不幸总是突如其来，而且它从不会教会你任何东西。”萨冈渴望快乐的生活。晚年的萨特也是如此。萨冈迷恋《理性时代》，在巴黎瓦万街的一扇紧闭的门前，她遇见了这位老人。他们相互陪伴，无所顾忌地嬉戏。萨特称她为“我的调皮莉莉”。在法兰西学院，他们面对面地共进午餐，萨冈帮他把盘子里的肉切好。在忆及他们的友谊之时，萨特写道：“我们聊着天，就像是两个在站台上相遇的旅人，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相见。”在人行道上，她牵着萨特的手，怕他摔倒，而萨特则在精神上引领着她。
“真是难以置信，作家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写书，接受采访，而6个月之后，却只拿到18％的版税。余下的所有都在地球上消失了……”
她之所以财富渐失，是因为她的钱全部“募捐”给了出版商、银行家——从1960年以来，这些人就剥夺了她的支票簿，而后又是税务机关、缉毒组、预审法官。总之，这些钱被捐给了“讨厌的人”。萨冈是慷慨的。她有些过于慷慨了。她开始是挥霍她赚来的财富，而后又是她的预付稿费。最终各种机关的门卫们变成了她的第一读者。玛蒂斯酒吧的老板吉拉尔？南蒂记得摆放在萨冈客厅中的一个小柜子，“里面满是萨冈收集的各种饮品，供客人们任意饮用。”一位读者写信给萨冈，向她讲述她戏剧化的生活：她的丈夫因为另外一个女人而抛弃了她，现在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的丈夫回心转意。随信还寄了一张照片。萨冈即刻汇款给她，让她做了一次鼻腔手术。随着时间的流逝，萨冈不仅花光了一个出版商的钱。她厌恶出版商这个职业：“真是难以置信，作家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写书，接受采访，而6个月之后，却只拿到18％的版税。余下的所有都在地球上消失了……”70年代末，萨冈离开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引起了众多的议论。亏损的出版社以剽窃罪将她告上了法庭，这让她觉得非常屈辱。让…雅克？伯维尔帮她渡过了难关。他保证，如果不提钱的事情，萨冈会非常地顺从。“她很愿意帮忙校对。”1981年，让…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