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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把自身定位成与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一样的文化机构，而不是跟周刊、报纸，更不是跟电视一样的媒体。
信息传播的速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成倍增长，我们却不能对信息做出及时反应。此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们的读者群有自我定位的需求。因此，那些深刻而睿智的文章大受欢迎。到了90年代中期，大部分人已经确定下来，即使没有确定的人对此也不再有需求。美学不再是标尺，因此我们被挤到了传媒领域的边缘。
阿：现在，人们对文学的兴趣正在逐渐地恢复，文学期刊的出版者会感到安慰吗？
丘：目前的情形是这样的：读者面临选择——阅读西方文学还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在这场较量中外国文学占了上风。可以非常容易地对这个结果加以解释。俄罗斯追求高品质的作家们仍以严肃文学、经典作品的准则为旨向。这样的创作取决于作家的天赋与能力。而大部分在俄罗斯畅销的当代西方文学作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读者起初对其并不习惯，例如法国当代作家贝格伯德和乌艾尔贝克等人的作品。就对读者的要求而言，他们跟黑塞、福克纳甚至海明威等人不同。这是中产阶级的文学：作品的质量很高，但它们不要求读者付出什么努力。一位读者对此类作品的普遍标准做了准确的描述：“我们需要的是被吸引，但不被施压。”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学中几乎没有，因此，读者更愿意选择西方文学。虽然俄罗斯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作品了，但这改变不了文学期刊的现实境况。
阿：为什么呢？
丘：因为大型文学期刊是以传统准则为旨向的高品质文学的保留地，而市场上流行的是另外一种文学类型，它们的作者往往缺乏与文学杂志的读者进行对话的需求。
阿：我不太明白，在这种悲观情形之下，《旗》以及其他的同类杂志怎样生存，靠什么生存。
丘：我们的杂志已经三次濒临关闭。第一次是1993年我们退出零售市场（而且再也没有回去）的时候。我们靠订户每年两次的预付金生存。当时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我们的资金迅速贬值。那时主编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已经卸任，但他依然关心着杂志的命运。他向正好来俄罗斯的乔治？索罗斯呼吁，应该支持可怜的读者、图书馆和面临灭顶之灾的文学期刊。此后便开始执行图书馆订阅杂志的项目，总共7年。可订购的数量逐年减少，因为索罗斯基金会购买的数量越来越少。
第二次是1998年8月经济危机的时候。8月份我们正好收了订户的钱，显然，到了第二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钱出版杂志了。幸好当时还是集体订户的索罗斯基金会在合同中写明的金额不是以卢布作单位，而是美元，这才拯救了我们。
第三次是2000年初，莫斯科市政府决定取消对传媒单位租借办公地点的租金优惠。对于我们而言，这意味着租金将上涨12倍。眼看我们就要关门歇业了，正巧当时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要谋求连任，他向那些挑拨他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政客说了“不”，我们才算又保全了下来。
阿：索罗斯基金会已经离开俄罗斯了。
丘：索罗斯走的时候文化部和新闻出版部同意继续扮演索罗斯的角色。但这没帮上什么忙——他们的支持很快就急剧减少。现在，和其他同类杂志一样，《旗》依靠订户生存。文化部为各图书馆订购一部分杂志（大约300册），新闻出版部为我们提供购买部分纸张和支付印刷厂费用的补助。我们得到的这些补助是指明发放给具有社会意义的杂志的，跟发放给残疾人出版物的补助一样。
阿：这就是说，我们国家还在阅读的人都是残疾人。
丘：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使用劣质的印刷纸张，支付作者微薄的稿酬，发给工作人员极少的工资。我们的其他项目都靠额外赞助。
阿：今天，文学进程也开始具有市场的特点，作家推出的不是图书，而是整体的项目。文学奖的基金已经达到数百万卢布。为什么文学期刊没能变得富裕一些？
丘：所谓的严肃文学、高品质文学以及作为其生存自然空间的大型文学期刊都是反对市场战略的，我们反对把文学变成商业。因此，在商业的空间里我们感到自己是异类。《樱桃园》（俄罗斯作家安东？契诃夫的代表性剧作。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庄园彻底崩溃的情景。访谈提及的洛巴辛是该剧中的人物，奴隶后代出生的资本家。）中的情形在不断重复。经理和高级经理的文学就是洛巴辛，斧头砍树的声音已经传来，我们还在一边喝茶一边论争。我不认为所有作家都做好了按市场营销计划为目标人群写作的准备。还有一些作家生来就是要表达他所想表达的东西的。对于他们而言，是否被广告商挑中根本无所谓。也还有一些读者是不为大张旗鼓的“无精神论”宣传所蛊惑的。至于利润，我想，也许文化机构就其定义而言本来就无法赢利。
（张俊翔：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93）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国生态批评
李晓明
美国生态批评的背景和思想渊源
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环境反作用，使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巨大风险，人类的生存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首当其冲成为这种工业生产副作用与异化的受害者。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任凭这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不良生产方式自由发展，人类生存的基础就会面临威胁。在这一时期，各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们已经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此时，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基础受到严重损害，环境问题已不只是生产与技术层面的污染问题，它已经成为涉及人类本体生存思考的哲学问题。这一关乎人类根本生存的重大问题对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施加了重大影响。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各自领域内开始进行相关的生态思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
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批评的诞生。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美国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缘起，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化。西方社会生产活动的畸形发展倾向对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圈造成了严重破坏，形成了一种生产愈发展、环境愈萎缩的悖反现象。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生产愈快速发展，环境的破坏愈严重；环境破坏的程度愈严重，人类生存根基受到的威胁愈大。而越是接近人类生存根基的极限承受能力，人类在地球生态圈的生存前景就越暗淡。就像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所说，这种恶性循环的社会发展方式是一种“自戕式”发展方式。很明显，环境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人类文明自身，来自于社会生产活动的某些畸形发展，它造成的后果破坏着地球的生命系统。就像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所说，“这颗行星一直拥有的许多最精致的生命表达、尊贵和美，都正面临着危机。”而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负面结果。
事实上，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其内部的某些畸形发展倾向带来的环境反作用日趋严重，在某些方面已经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存活的物质环境基础，开始损害人类本体生存的根基。在人类本体生存面临危险的背景下，环境问题早已超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层次，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正如戴斯？贾汀斯所说，“这些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我们人类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应当孕育世界文明的形式等方面，总之，环境问题提出了伦理上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态思考逐渐渗透进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牵涉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影响到相关制度准则的制定、风俗习惯的形成，使西方社会文化发生基础性调整。简言之，社会生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