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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箱放在书房一个星期后，父亲又像往常一样拿着包巧克力来看我——他总是想不起来我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我们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说生活、谈政治、拉家常。其间父亲盯着放过书箱的角落，发现我已经把书箱拿走了。我们四目相对，接着是一阵令人压抑、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打开书箱正在抽空看里面的东西，我把眼睛转到别处。不过他心里全明白了。我明白他明白了。他也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我们就这样足足明白了几秒钟的时间。父亲是个自信、坦然而又快乐的人，他只是像平时一样淡淡一笑。出门时不免又说了一通慈父鼓励儿子的话。
父亲和平时一样一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样子；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生出几分嫉妒。不过我也记得那天我的心里也有几分难以启齿的得意。也许我不如父亲潇洒，不像他那样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可是要说这文学上的功夫……打住，就是那么种感觉吧。我对父亲产生这种感觉确实难以启齿。况且他还是一位从不以威严压抑儿子自由的父亲。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创作与生活中的缺憾感、幸福感、愧疚感有着很深层的关联。
那天我还想起了和愧疚感恰成对照的另一件事。那是在父亲送我书箱的二十三年前，当时我二十二岁，抛开一切，决定专弄小说。闭门苦战，四年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书还没有出版，我双手颤抖地拿了一份打印稿交给父亲请他点评。得到父亲的肯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信任父亲的鉴赏水平和文化修养，而且因为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那时父亲正在外地，有很远的路。我焦急地等着他回来。两周后父亲回来了，我跑过去开门。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手稿。因为太过激动，父子一度手足无措，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心态平静下来，我们才开口。父亲用极其兴奋、极其夸张的语言表达了对我的信心。他告诉我，你等着拿诺贝尔吧。于是今天，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就拿了诺贝尔。
父亲的这句话，并非是对儿子如此充满信心，并非是要给儿子确定如此远大的目标，倒更像是一位土耳其父亲，为了支持、鼓励儿子而对他说：“有一天你会成为大蔓。”
父亲2002年12月去世。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了我此份大奖，给了我如此殊荣。各位尊敬的院士，各位尊敬的来宾，我真的希望，我的父亲今天也能坐在这里。
（刘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土耳其语教研室讲师，邮编：100089）
我们反对把文学变成商业
［俄罗斯］阿林娜·列别利访张俊翔译
苏联时期，《旗》、《星》、《十月》、《新世界》、《民族友谊》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文学刊物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刊发的众多文学和政论作品在构筑苏联人的精神家园、引领社会话题上起到过不小的作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气候。然而，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传媒市场上，此类刊物不但已经风光不再，而且还一再陷入停刊的窘境。
2006年7月，《旗》现任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尔盖？丘普里宁接受俄罗斯报业网记者阿林娜？列别利的专访，就该刊以及同类杂志的现状、文学图书的市场特点、严肃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阿林娜（以下简称“阿”）：2006年是《旗》杂志创刊75周年。较少有刊物能生存这么长时间，请谈谈贵刊“长寿”的秘诀。
丘普里宁（以下简称“丘”）：那些对于75年这个时间段发出“不可思议”之叹的人是正确的。事实上，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建制，其鲜活生命所能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而文学期刊之所以在俄罗斯生存了这么久，是由历史造成的——还没有出现可以替代我们位置的新的文化建制。
我们“长寿”是由于在这一时段内杂志经历了数个生命周期。
第一个生命周期：《旗》创办之初是针对部队读者和作家的。战后它成为官方文化月刊，在当时所有杂志中，《旗》是最具官方色彩的。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有军队、克格勃以及作家圈的领导人物。杂志备受尊崇，很有威望，但在我看来也异常乏味。当然，这并没影响到编辑们编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例如，1941年，我们在全年的杂志上连载了尤里？特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普希金》。1954年，正是在《旗》上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中的诗歌。当然，编辑并不清楚那是怎样一部小说，一切都是偶然的。
第二个生命周期从1986年开始，因此2006年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双重的纪念意义——《旗》创刊75周年和新的《旗》出版20周年。1986年俄罗斯开始推行公开性政策和改革措施，我们的杂志也迎来了新主编——“前线一代”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是他把杂志做成了现在的模样。那时候我们杂志成了所谓的“改革旗舰”。
当时，阅读文学期刊完全不是出于文学目的。当时，其他大众媒体远远落后于文学期刊——传媒领域的变革进程正是从我们开始的，这从戈尔巴乔夫一年之内两次接见文学杂志编辑的事情上就能看得出来。
阿：现在，普京与电视工作者会面……
丘：的确如此，而叶利钦接见的是报纸主编。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大型文学杂志所做的是社会教师的任务：许多来自各地的年轻作者和记者上门求教，他们想了解什么东西可以写，而对什么东西暂时还需要保持沉默。此外，我们还扮演了党派雏形和议会雏形的角色。而且我们在党内确有固定的读者群，这从当时的订阅单上就能反映出来。杂志的读者众多。那时，所有人都得出结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喜爱阅读的国家。
阿：难道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吗？
丘：我还记得，刊登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地槽》的那期《新世界》是最畅销的一期杂志。可这并不是由于《地槽》的缘故，而是因为该期发表了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论“俄罗斯贫困根源”的文章。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我们的发行量大约在100万册左右，《人民友谊》刊登雷巴科夫《阿尔巴特的孩子们》那期的发行量将近250万册。
阿：确实是天文数字。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丘：1991年，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1992年，杂志发行量开始下跌，最近15年，这个势头一直在加剧。我们国家很少有人再需要文学，特别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因此，《旗》的发行量现在已经锐减到了4500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杂志在发行量、订户和影响力上都只及那个时候的1/200。其他文学杂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由叶卡捷琳娜女皇引入俄罗斯的文学期刊这种媒介形式应该消失了。
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发行量也只是那个时候的1/100到1/200。作家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可是图书的发行量却极小。苏联时期，小说和散文类图书的始发量是3万册，一般的书籍都能达到10万至30万册。如今这样的发行量几乎见不到了。文学图书的发行量通常是3000册，能达到1万册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很大的成绩了。大概全国目前还有这么多的人会去听室内音乐吧。
阿：喜爱阅读的人无论如何要比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多吧？
丘：文学其实是一种民主现象。大部分追求高品质的作家都把目光投向各个城市和整个世界。然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阅读是阳春白雪的事情。也就是说，要阅读严肃文学，读者应该具备某些特质，必须养成习惯。就跟欣赏古典音乐一样。可金融危机时读者根本没钱续订杂志，习惯也就随之消失了。这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习惯啊，1992年的时候却没了。
阿：改革时期，文学期刊是传媒界的急先锋，你们怎么会那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呢？
丘：90年代我们从信息领域退出，因为像我们这样每月出一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读者对我们所刊登的长篇分析性文章不再感兴趣，更何况我们为读者提供的不是信息，而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和政论文章。
同时，我们把自身定位成与剧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