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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野鸭游动时激起的波纹，两只狗变得躁动起来，这是两只正宗的卷毛狮子狗，是那种能在水中叼回猎物的猎犬。对它们而言，看到在水面上有一只鸟可是有事要做了。那只稍大一点的狗——蜜莉——狡黠地卖弄起来，它雀跃着跑向池子的远端。野鸭子不安地叫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向我这边游过来。蜜莉也随着转过身来，于是，野鸭子停住了，又“呷呷”地叫了起来，看上去显然是很惊恐。这个游泳池并不大，野鸭子此时发现呆在里面并不安全，尽管是在游泳池的中央。我拉住身边的另一只狗——雷茜，厉声叫蜜莉回来。蜜莉欢快地跳跃着，和野鸭子嬉戏着，似乎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这不是游戏，如果可以，狗会杀死野鸭。我拉住两只狗，心里想着该怎么办。这只野鸭子跑到这里来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它身处险境，只能离开。
我却舍不得它离去，它是那样美，它那暗色调的、带有一种野性的仪容令我心生敬慕。它选择了我们，选择了这个森林边上的安静的游泳池；它出现在这里似乎是一次不可思议的造访，一个让人感到幸运的事件。我喜欢它留在这里，在这波光粼粼的池水中游来游去，它圆滑的轮廓显得是那样敏捷而生动。我喜欢看它安静、从容地站在青石板上，站在熹微的晨光里。
它只能离开，因为它是野生的，而我们不是。它和我们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它的错误判断给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赤裸的青石板不是一个巢穴，游泳池也不是池塘。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一群小野鸭子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在它们母亲身后艰难地蹒跚而行，它们要躲避游泳池过滤器对水流形成的拉力，要挣扎着摆脱被剪下的水草和溺死的昆虫的缠绕，要躲避狗的骚扰。它必须离开！
我紧紧地拉住两只狗，沿着池边走了过去。以前我从未见过野鸭蛋，我蹲下身来仔细端详，它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在质地粗糙的大青石的衬托下，它那卵圆形的表面有一种梦幻般的光滑感。虽然静卧不动但它却显得那么生机勃勃，虽然寂静无声却似乎充满感情。它看上去比鸡蛋要大一些，也更丰满、更钝一些，但比鸡蛋的锥度小。它的颜色有些奇特，有些神秘，是一种青灰色，就像黎明前的天空的颜色。我摸了摸，上面有些潮乎乎的，还带有一种奇异的温暖。那只野鸭子在那里镇定地观察着我，在池子中央一小圈一小圈地游着。它那暗色调的轮廓与波光粼粼的蓝色池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不能呆在这儿，”我告诉它，“这里不安全。”我拾起了蛋。
野鸭子的头抬得高高的，它一边划水，一边看着我，眼睛又黑又亮。
“对不起。”我说。
拉着狗，我一边观察着它，一边后退着穿过草地，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罪犯。它浮在水的中央，一直看着我离去。
我把蛋放在厨房的操作台上，长圆形的蛋在台上面轻轻地滚动着，然后停下了。我心里一直在想着当我拾起这只蛋时，那只野鸭子静静地看着我的样子。在那个游泳池边，在高大的灰树的枝丫下，我对自己说我这样做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我没有感情用事。大自然是残忍的，我知道这一点。就在那里，我开始真正明白大自然的弱肉强食法则，我觉得自己是那样残酷。现在，在这个四壁洁白的厨房里，我只感到一种残酷。怎样来处置这只放在厨房操作台上的、依旧带着它母亲体温的野鸭蛋呢？
但如果不这样做，我还能怎么做呢？如果我把野鸭子从游泳池里轰走，它会抛下它的蛋，它没办法带走它，而狗也会一口吞下这只蛋，只在草地上留下破碎的蛋壳，使草地一片狼藉。我应该将蛋从狗的附近拿开，然后把它放到垃圾堆里吗？放在浣熊的粪堆上？这些对它似乎都是一种侮辱，而我将这只蛋拿到厨房里对它来说至少是一种尊敬，是对它生命存在的一种颂扬。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食人肉的野蛮人似的。
蛋壳很硬，很不容易打碎。终于我将它打碎了，蛋壳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蛋黄，蛋黄的颜色是一种很生动的深橘黄色；它缓慢地、带着一种黏滞流进碗里。我用叉子将它搅碎，将半透明的蛋搅成发白的泡沫状的液体，然后将它倒进一个烧热的长柄铁锅里。锅里液体的边缘马上泛起了皱褶，透明的混合物变得一片混浊和呆滞，泡沫状的液体变成不透明物，然后成了厚重的块状固体。心中带着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我将它盛到一只盘子里，然后站着将它吃了。它的味道有些甜腻腻的，很奇特，微微带有一种野生味。但由于内疚，我的心有些沉重。我是在怀着一种敬意赞美它呢，还是在贪婪地享受我的战利品呢？每吃一口，我都在默默地向野鸭子道一次歉——那只在苍茫大地上唯独选择了我家花园的野鸭子，那只携带着它宝贵的蛋的、信赖我的野鸭子。
过了不久，我决定重返游泳池。此刻，太阳在灰树上面高高地照耀着，阳光如往常一样苍白而弥散，脚下的草是干枯的。在山脚下，两只狗在我身后跟着。打开花园的门，我悄悄地走了进去。希望看到什么呢？希望再见到它吗？当然，希望还能看到它安静、端庄的样子——敏捷而生动——呆在我家碧波荡漾的小游泳池里。
但是那只野鸭子，那只有着圆滑、简约的外形和那庄重的黑眼睛的野鸭子，不见了。游泳池里的水面在阳光下静静地泛着波光，显得空空旷旷的。我的计划成功了，我已经让它领教了我们人类是什么样子！
奥尔罕·帕慕克和土耳其悖论
邓中良成志珍
在荣膺诺贝尔文学桂冠之前，在过去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尔罕？帕慕克已获得大大小小10个文学奖项。在2005年的法兰克福书市上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theGermanBookTradePeacePrize）之后，帕慕克接受了德国《德尔？施皮格尔》杂志的专访。访谈中，帕慕克讲述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他个人安全所受到的威胁、采取一种政治立场的迫切愿望、土耳其在欧洲的身份以及他的最新一部小说《雪》。
帕慕克先生，您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这是对你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活动的认同。哪一个更能取悦你呢？
帕慕克：我觉得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都如此强调该奖项的政治性一面。似乎就好像他们在说，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我最近大多数作品都是蓄意接近政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雪》成为一部独树一帜的政治性小说？
帕慕克：哦，现在我一直在表达我的政治观点，但是只在报纸和杂志中，而不是在小说中。这种事情让你在国内声名狼藉。你一回击，整个事情就开始激化。有时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政治观点摆到书里，将其从胸中发泄出来？
不同于你其他的往往都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作品，这部小说发生在土耳其一个外省的卡斯城。为什么以那个乡村作为背景？
帕慕克：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想了解乡村，所以和一个朋友游遍了土耳其。当我们来到卡斯时，乡野的辽阔和美景让我着迷不已，同时我也被它那部分由俄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异域性所吸引，所以它不同于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它一直在我脑海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我开始写《雪》的时候，显然卡斯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背景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城市冬天会下很多雪。
卡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叙述者叫奥尔罕，他在卡去世后去调查他的故事。奥尔罕？帕慕克的性格有多少反映到奥尔罕的身上了呢？
帕慕克：虽然我的书比读者觉察到的还要更富自传性，他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我。了解我的朋友以及家人们觉得这是有趣的。在小说中，私人的东西转变成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东西。
直到如今伊斯坦布尔仍是你生活的城市。在你创作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美妙的景观，你脚下是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该桥把欧洲和亚洲连接了起来。在那儿工作，你感觉如何？
帕慕克：我感到高兴。有时我开玩笑说我是第一位可以从自己的窗户中指向自己小说里的事物的历史小说家。我可以观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处、古城区、哈吉亚？索菲亚博物馆以及蓝色清真寺。事实上我可以看见所有的清真寺。我知道这是一道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