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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这种冷清的乡村生活,孩子们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被带到这里,远离了那座比芝加哥还大的城市。看他们蜷缩在炉灶旁,把毯子拉到下巴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以前准没经历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尽管自己没得哮喘,苏菲也待在两个男孩的卧室里,在他们哮喘发作时照顾他们。夜里,她就睡在他们床旁边的扶手椅上。法妮做了麦片当早餐,还准备了正餐喝的汤。我用碟子亲自端上楼去,想和他们多说说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紧密相连,他们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被领养的、年龄较长的孤儿。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对我出于友好的问话,他们只是简单地轻声答是或不是。答话时,他们总是用凝重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也都是些精明的小家伙,比如说,他们知道在班特喝酒时,离他远远的;但在他头脑清醒时,他们又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天,我去马厩拴马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看来,他们也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啊。两个男孩中那个矮点、黑点的叫约瑟夫,关于他,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他在庭院里发现一块男式怀表和表链。我对他说那是我的,可他说不是。“不是我的,是谁的?”“反正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你的。”他说。最后,他还是把那块怀表和表链交给了我。把事情搞大了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所以我当时就没跟他计较。但我可忘不了这事儿。
再也找不到像妈妈和我这么精明审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全方面地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了。但我相信,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能使他们洞察一些事情,即使他们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小时候,我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便离我而去了。这也许是孩子们独有的特点,一直陪伴到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但我可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思量着那种感受也许是我在遥远的街角,与充斥其中的陌生人发生着某种宿命关联时,是我在平坦宽广的田野里,当空旷感足以在任何人心中引发对大自然洁身自好、漠视一切的体认时,曾经重重放下的。否则,我现在肯定会表现得跟孩子们一样了。
十二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我到镇上的邮局取包裹。我们不得不写信到芝加哥订购一些从本地商人那儿买不到的东西。包裹是到了,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来的。
温妮弗雷德的信让我不禁微笑起来。她的字写得又瘦又小,皮包骨头似的,字母也没有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向下面倾斜的方向,上下来回跳动着,似乎她的一些形体特点也在这张信纸上表达出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在面包房里写的信,因为信的褶皱处有一些糖沫。
收到我的信,知道了我现在在何处,她很兴奋。她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她说很想念我,现在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无味。她已经攒了钱,并暗示我,她想把钱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说,买一张火车票。我头脑中又浮现出了温妮弗雷德斜着眼看我的神情,几乎感受到她把手伸进我的衬衫,以她喜欢的方式,感受我的心跳。
但在信的第二页上,她说,我也许会对以前邻居的消息感兴趣。据她说,将会有另外一番调查,或许,对同一个人要重新开棺验尸。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指的是医生,妈妈在芝加哥的丈夫。医生的亲戚要求重新开棺验尸。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当调查到她家时,她从警察那儿了解到这些。警察正试图查出妈妈和我的去向。
“我当时还没接到你的信,”温妮弗雷德说,“所以我也不用撒谎说不知道你的行踪。”
我赶紧飞奔回家。为什么温妮弗雷德觉得,要是她当时知道我们的行踪,就不得不撒谎?难道她也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不好的传言?难道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以为她会与众不同呢!我对她很失望,甚至突然有些恼火。
看了温妮弗雷德的信,妈妈的看法有些不同。“厄尔,你的泽文斯卡小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为你做的,远远超出了情人所能做的。要是我担心她眼皮的毛病会遗传给孩子们,要是真有这种迹象,万不得已,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加以纠正呀。”
“什么孩子啊?”我纳闷地问道。
“你有幸和泽文斯卡小姐结合后生的孩子啊!”妈妈说。
不要以为妈妈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不再担心芝加哥发生的事。别人没洞察的事,她早已心中有数;做任何计划前,她也总把各种事情考虑周全,所以,我的多拉阿姨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妈妈为我将来的设想,令我激动不已,好像那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或许,我私底下确实这么设想过,但是妈妈却能读懂我没表达出的想法,并且表示了赞同。我的确喜欢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因为她的嘴唇尝起来有面包的甜味,因为她跟我做爱时会变得欣喜若狂。现在一切都不用遮遮掩掩了,妈妈了解我对温妮弗雷德的感情,而且已经帮我表达出来了,我只要告诉我那位年轻的姑娘,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那时我觉得她来我们这儿没什么不妥,尤其是她已经打算自己支付来这儿的费用。可妈妈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厄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爱她,如果她辞掉面包房的工作,打好行李,径直奔向火车站,那么,即使再愚笨的芝加哥警察也能根据她的举动,猜出个一二来。”
当然,我不能否认妈妈说的话有道理,尽管,我认为,就算温妮弗雷德不来,警察也应该能找出我们的下落。到处都有表明我们去向的线索,它们也没有难到只有最聪明的侦探才能洞悉,比如,银行账户的转移地,邮件的去处,等等。载我们到车站的车夫也可能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的线索,要不,火车站的售票员也肯定对我们印象深刻。他一两年也不可能见识到像妈妈这么与众不同、打扮入时、尊贵惹眼的女士,又怎么可能不牢牢记住我们呢?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妈妈才开始对医生的事进行表态。“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她对我说,“我打赌,他那可恶的妹妹不会在他坟前掉一滴眼泪。知道为什么吗?她曾经对我说,医生在晚年能碰到我,实在太走运了。”
“我也记得的。”我说。
“我以前把他照顾得多好啊!”
“确实是啊。”我说。
“厄尔,亲戚就像飞在油膏上的苍蝇,贪得无厌。”
妈妈并没有为这件烦心事太过伤神,这说明我们的时间比我想象得充裕的多。冬天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平静,尽管我在一边观察,一边焦急地等待她把事情考虑清楚。我满足于这种等待,虽然我也看到她对班特表现得太过关切,还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进餐,俨然邀请一名邻近的农场主的派头,哪像邀请一名雇工啊。我只能隔着餐桌,坐到孩子们旁边,看着他费劲地抓着银质餐具,听他喝汤时发出难听的响声。看到他可怜巴巴地把头发梳下来,笨拙地掖塞着衬衣,我心里不由同情起他来。当无意间看到自己指甲里的污垢时,他吓得慌忙收回了手指,这举动又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怜悯。“这饭不赖啊!”他不知对谁大声嚷道。甚至连法妮在上菜时,也发出一声不满的轻哼,虽然她不懂英语,好像也能清楚地看出,班特在饭桌上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还有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举个例子吧,小姑娘苏菲,接纳了班特,或许就像接受任何蠢动物一样,把他像宠物一样对待。但他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友谊,苏菲会把在我们家里听到的谈话向班特吐露。也许她以为如果把妈妈当作她的妈妈,就应该把那个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雇工变成她的爸爸,我真是搞不懂。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向我证明,她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作为街边流浪孤儿的身份。她那饱满的小嘴,苍白的面容,灰色的眼睛,还有那条妈妈每天早上给她梳的长辫子,让她看上去像个天使,可她却有蝙蝠一样的耳朵。她会站在二楼的楼梯间,顺着楼梯一直向下走,偷听我们在前面客厅里私底下的谈话。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妈妈后来也了解到,班特向他镇上的酒友散播谣言,说人人以为像淑女的多拉夫人是他的情人,以前还在芝加哥触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