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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不过就是在桃园的七星岩茶馆、湖南饭店，或在美丽川菜馆那些地方空谈一番。大都穿一套白帆布西服，戴一顶法国便帽，拿一根手杖，连顾秋水也到寄卖店买了一套白帆布西装穿上。这套帆布西服叶莲子一直随身带着，哪怕失业挨饿也没有送人当铺，倒是一九四九年后，被吴为改制为一个书包，上面还用毛线头绣万九朵红花。金奉如忽然多出不少顶头上司，谁都想指挥指挥他，他忿忿地想，不过因为他工作在民主党派。最让金奉如看不惯的是一位号称诗人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位诗人到底写过什么诗。他忽而将大家’召到一起，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好像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形势就在他口袋里装着；时而打探来了哪些新人，为什么不到他这里拜码头；甚而视自己为文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不但统领文化界的大事，连谁请谁吃饭，谁发烧拉肚子都必得向他报告。如果哪个饭局忘了他，他很可能亲自出马，到饭局上指手画脚一番；每日检查报纸杂志，如果头条不是他，那么那家报纸杂志不说永无宁日，至少也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有宁日。
另有一位文艺理论家，麾下麇集着几位被男人始乱终弃，并以“身体写作”，或以“革命加爱情”为题材写作的女艺术家。’他们着重于政治手段的应用，不但可以捧红某个听“招呼”的人，也可以棒杀某个不听“招呼”的人，自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对麇集在诗人麾下的文化人土，不是排斥就是封杀；时而指责某位是奸细，时而定性某位是国民党特务，闹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顾秋水以他到过延安的罕验，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那位文艺理论家似乎更有来头，也就未能免俗地紧跟。文艺理论家自然向一些报刊推荐顾秋水的文稿，他就在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为宗旨的《力报》上写些小文章，挣点稿费混饭吃，——就像包天剑将他扔在香港，没有找到饭辙之前；靠赌博赢点小钱混饭吃的状况一样。颐秋水一辈子也没有过正当的职业、正式的收入，也许有过当作家的愿望，可是他华而不实，吃不了苦，沉不下心。当时桂林物价奇高、物资奇缺，连邹可仁也是卖了父亲帽子上的一颗翡翠“帽正”，得了二十万元，才渡过难关。顾秋水一家生活更是困难，勉强有口饭吃。偶尔吃：，顿小豆大米干饭，再有一个凉拌黄瓜，吴为就觉得好得不得了了，老对叶莲子说：“妈妈，我要吃豆干饭。”
更不要说顾秋水的处境如何狼狈。邹可仁对他该用的时候用一下，没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理他，但他还是没脸没皮地跟着邹可仁。不没脸没皮又怎么办？他有不没脸没皮的本钱吗？尽管没有任何政治或物质资本，却还有个从政的小野心，只好忍气吞声、卧薪尝胆，鞍前马后、跑跑颠颠，只盼着有朝一日邹可仁得势，他也就能水涨船高，得惠一二。两位霸主比拼的结果，以诗人出逃而告终。一位出身学生酌桂系军阀姨太太，在一次文化活动中听到诗人朗诵，那首爱情诗让姨太太泪流满面，在她看来那首爱情诗已与高大魁梧、玩世不恭的诗人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就像桂林泛滥一时的流行小说，更似张恨水早就写过的《啼笑因缘》，闹得满城风雨，姨太太被军阀一枪毙了之后，诗人闻风而逃。
顾秋水对金奉如说：“我就不明白，他们不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吗？为什么还这样互相控制、互相排斥、互不承认？”金奉如没有回答，顾秋水的话不利于团结；可是金奉如也没有反对，不如说，顾秋水的话说出了他不便说出的想法。的确，不论诗人还是文艺理论家，金奉如都非常反感，可是他们谁都好像可以指挥他。一九四九年以后，诗人不知道又从哪里冒了出来，可就像是泄了元气，不断被文艺理论家用各种名义修理。文艺理论家却在文化界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直到一九六六年那场“大革文化命”的政治运动中才轰然倒下，从此从文化领域退隐，并与诗人成为无所不谈的莫逆，人们常常可以在各种过气的文化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当然，人们也不再提起桂林的往事，好像忘记了，也好像与旧生活一起埋葬了。
于是金奉女埘而到顾秋水家里坐坐，时而与顾秋水到哪个咖啡店喝杯咖啡，也就与叶莲子熟悉起来。到了晚年，每每看到二十世纪末文化人的一出出闹剧，金奉如总是笑笑：过了几十年，怎么没有一点儿翻新的玩意儿？他们自己不腻烦，看的人可早就腻烦了。
邹可仁不是吴为，一碗小豆大米干饭就能交代。
穷则思变。他让顾秋水设法再回香港一趟，因为有一部分党的经费和他个人的财产还存在华比银行的保险库里，不论从组织的活动还是个人生活来说，都需要这些钱。
回香港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能知道，否则人们为什么千方百计逃离香港！
顾秋水能拒绝吗？
那要首先问问：他有钱吗？有地吗？有一技之长吗？杀过人、放过火吗？……除了命，一样也没有，所以只好卖命。从一个小兵爬到现在，靠的就是替他人卖命。为人卖命可不就是他的职业？能活着就是白捡的便宜，当然不死最好。
卖命的职业，为他锻炼出足够的冒脸经验——先回到不久前通过的广州湾，再搭船去澳门，通过一位“洪门”老先生找到走私贩子，与三十多名乘客黑夜里搭乘走私贩子的木船偷渡过海峡，在九龙后山一带登陆。刚登陆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一批持枪烂仔拦劫，乘客们的财物全被搜掠一空，顾秋水只好步行经元朗、乘公共汽车到九龙街里，途中还通过了日本人的一个哨卡和一个防疫卡，注射防疫针后才被放行。在九龙弥顿道一个东北同乡开设的饭店落下脚，又过海到香港。在朋友的空房子里住下后，顾秋水发了愁：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却不知能否替邹可仁取出存放在银行里的财物，因为邹可仁给他挂在脖子上的印章让烂仔抢走了。他到银行，交出邹可仁的英文签名信，没想到华比银行经理并不在乎印章，只认可邹可仁的英文签名，很快就把邹可仁存放，在保险箱里的财物交给了顾秋水。金条、金元宝、金项链、金戒指、金锁、金片、钻石，宝石镶嵌的首饰以及现金若干，连同邹可仁夫妇的四箱子衣物，顾秋水把它们一起运回了桂林。应该说顾秋水还算干过一些实事，比如说与朋友一起探望过住在建干路、被国民党软禁的叶挺将军，返回路上还游了桂王坟，吃了一顿野餐，边吃边讨论了抗日倒蒋的问题。
在桂林还遇到延安抗大的一个同学。顾秋水不使打操这个同学为何没有紧跟延安人马却辗转来到桂林，也许像他们一样“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许另有任务打人国民党或民主党派？经这同学介绍，他认识了蒋介石桂林某空军航空大队的几个驾驶员。小伙子们都很精神，很帅气，一律美式皮夹克，又是东北同乡，顾秋水就把他们介绍给了邹可仁，成为邹家的座上宾。于是邹可仁就有了策动他们驾机起义、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想法。因为看守张学良将军的卫队，除副官一人是特务之外，那一连多人都可以做工作。他们还真的和张学良将军联系上了，但是张学良将军说：“不，我这个人一辈子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
人没救成，邹太太却爱上了其中一位飞行员。
一九四三年六月，作为李济深的特使，顾秋水还曾到北平、天津敌占区活动。中心工作是争取华北、东北的伪军，认清前途，脱离伪政权，不要投靠蒋介石，策动他们先搞地方独立，然后以李济深为盟主，联合各方实力，组织新的抗日集团，进一步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因为当时李济深的实力很强，想取蒋而代，所以极力联络东北军，而邹可仁他们当时的策略也是“倒蒋拥李”，可以说——拍即合。说起来大家都是反蒋，其实各有各的算盘，所以顾秋水出生人死的华北之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而且邹可仁只给他带了很少的钱，连回程车票都买不起，只好让邹可仁再寄。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城等了半个月，才收到回程旅费。
当顾秋水通过这条号称“死亡之旅”的封锁线时，只知道抱怨邹可仁将这样危险而徒劳的任务给了他，却没有为两年前叶莲子带着吴为穿过同一条封锁线到香港找他的危险艰难，闪回过一丝同情。
此外，他们，也就是顾秋水在桂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