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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
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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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政策而战
——揭露“四人帮”批《上海的早晨》和制造“桑伟川事件”的真相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黄浦江畔，风雨交加。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卢湾体育馆，一位名叫桑伟川的青年，被当众戴上了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位青年处之泰然，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冷冷一笑。
桑伟川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命运如何？震动上海、波及全国的“桑伟川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长期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所关心的。
如今，真相大白了。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评论《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遭到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处七年徒刑。“桑伟川事件”是“四人帮”蓄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要从丁学雷的文章谈起。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作者的署名“丁学雷”，乃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笔名。这篇文章是“四人帮”授意起草，由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修改、定题，然后交给“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作为“炮弹”发出来的。随后，新华社转播了这篇文章，在一个月内，《人民日报》连发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章。“四人帮”之意不在评书，而在反党，借机攻击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勾结林彪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桑伟川读了这篇文章，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而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不平则鸣。过了三天，即七月十四日，桑伟川就着手写批驳丁学雷的文章丁。这个小伙子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五六年进厂当实习生。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尤其爱好哲学和文艺。他勤于思考问题，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仔细了解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同小说对照起来加以思考、分析。两个星期功夫，初稿写出来了。桑伟川领导的青年哲学小组，对这篇稿子讨论过六次。大家围绕稿子的基本观点以及是否公开发表等问题，展开了自由而激烈的争论。桑伟川听取组内同志一些好的见解，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他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联系实际。对作品评论，不是谁说了算，要根据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看是否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桑伟川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