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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厚本，谁记的那么多？只要大体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上下差个万二八千，也没关系，将来到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这方面，我比一般资本家看的开，只要国家不吃亏，我是没有意见的。”
“将来是将来的事。现在清产定股，应当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如果我们清估组有遗漏的，不管数字多少，一定要补上。国家不在这个上面贪小便宜。”汤阿英说，“有啥意见，可以提出来，有遗漏的，我们清估组可以复查。”
徐义德见汤阿英义正词严，态度又十分诚恳严肃，他不能再照刚才那样的说法，叫余静再点出，反而不好。他脸上堆着笑容说：
“刚才我不是说了么，我这个总经理，官僚主义也不少，厂里究竟有多少财产，也闹不清。这次清点出来的一些东西，过去根本不晓得。要我看这么一厚本账册，等于白看。梅厂长对厂里的事体比我清楚的多了，这次清估组除了他负责以外，又有汤阿英同志参加，工人一向大公无私，清估工作一定没有差错。清估工作企业有统一的原则，基层还可以因地制宜，方法简单易行，我们筹委会一同民主协商，清估组还及时了解检查联系汇报，使得整个清估组工作没有出现一点偏差。”徐义德对余静说：“余代表，你说，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那么，在总数上是不是还有意见呢？”余静问。
“也没有。”
“你们有啥意见吗？”余静望着韩云程、郭鹏、勇复基和秦妈妈。
“这次清估工作，完全公平合理，特别是对机器估价，尚可使用年限，加已使用年限等于耐用年限这个公式，它比另外两个公式要合理一些，因而也是公平一些。就机器的实际价值而言，是提升了的，因为一般机器，我以前说过，实际耐用年限，往往要超过原来规定的耐用年限。我们现在这样算法，机器所有者，实际上多拿了不少折旧费……”
徐义德听韩云程说到这里，忍不住插上来解释说：
“这个公式经棉纺公会再三讨论，反复协商，大家才一致同意，局方也同意这个公式。要是照另外两个公式计算，政府吃亏可大啊！”
“所以说，这个公式比较公平合理。”韩云程现在对徐义德想强加于人的态度毫无畏惧，党委书记余静同志已经当了公方代表，他的勇气更足，好像浑身比过去更有劲头了。他对着徐义德和余静说下去，“我不是不赞成这个公式，我们计算机器，就依据这个公式求出来的。梅厂长和勇会计主任和我一道计算的。我是说政府对这一次清估工作是很宽大的。”
“政府对我们工商界一向是宽大的。”徐义德说。
郭鹏认为韩云程归了队，胆子大了，一心一意向着政府。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沪江纱厂工作，总是捧徐总经理的饭碗，徐总经理对他们的今后工作有莫大的关怀啊。虽说就要公私合营了，可是徐经理的股份一定占多数，公方股份绝不会占到一半。徐总经理在厂里还是有很大的势力哩。合营后的人事安排还没有定下来，更不能得罪徐总经理。在人事安排上，徐总经理一句话，顶得上别人十句。这对自己前程的关系太大了。他对韩云程说：
“我看徐总经理提的这个公式最公平合理，真正符合实际的，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政策。我想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公式了。”
余静讨厌郭鹏阿谀奉承的话，觉得肉麻，可是她没有流露出来，只是指出：
“郭主任，我们现在并不讨论公式问题。这个公式纺管局同意的，的确比另外两个公式公平合理，当然也有可以研究的地方。我们现在讨论本厂清产定股问题，你对这方面有啥意见？”
“这个，这个，”郭鹏羞涩地有点口吃，半晌才说：“这个我没有意见。”
“勇主任呢？”
勇复基微笑地欠欠身子，低声地说：
“这次清估，在梅厂长和汤阿英同志亲自领导下做的，所有的账，都算了三遍，没有重复，没有遗漏。我没有意见。慎重起见，还请各位审核审核。”
徐义德见余静仔细地一一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他也问赵得宝、秦妈妈和严志发有啥意见。严志发没有意见。赵得宝说：
“这次清估，厂里的破铜烂铁，零零碎碎，都点了，我看没有遗漏的。说到账册，这么厚的一大本，要我看两天也看不完，一时提不出意见来，只要账没算错就行了。”
“汤阿英同志亲自看了两遍。”勇复基说。
“这方面倒可以放心。”梅佐贤说，“勇主任算账一向是仔细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徐义德问余静：
“我们筹委会是不是今天通过清估方案？”
“要是大家没有意见了，可以通过这个方案。”余静说，“四十二万‘五反’退款不必剔除了，我已经和纺管局商量好了，全部‘五反’退款转为公方投资，这样一来合营以后的现金周转也没有问题了。”
“那再好也没有了。”徐义德一直操心这四十二万，转做投资，以后不必为这四十二万发愁了。他喜形于色，腮巴子下边的肉褶也高兴得一跳一跳的。筹委会通过清估方案。他对勇复基说，“那你们快去把账册誊清。”
勇复基站起来，挟着那本重甸甸的账册走了。韩云程和郭鹏见事体谈完，也跟着走了。徐义德喝了一口茶，望着厂长办公室墙上的文征明山水和室内陈设，对这次清估工作十分满意。连自己最操心的办公室里的私人财产，也划出清估范围之外，那张捐献条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得意杰作。字画、沙发和写字台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再也不必操心了。现在办公室还增加了一张长方桌和十把椅子。这是余静提出的建议，梅佐贤亲自布置的。坐在这里开起会来，倒是很有气派。他赞赏地说：
“这次清估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梅厂长和汤阿英功劳不小，当然主要的还要归功于余代表，领导的好。”
“政策是党制定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怎么能归功我个人呢？”余静说，“徐总经理，我不赞成你这个意见。”“当然是因为公方领导的好。”徐义德说，“余代表，你太谦虚了。你们不管做了多大的工作，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个人从不邀功，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要是没有你的领导，向工人同志做动员报告，再三讨论党的政策，又及时了解检查，那一定会出偏差的。有些厂的干部，宁左勿右，清产定股中左得厉害，把资产估低了。我们厂，你掌握政策很稳，一丝一毫的偏差也没有出。”
“别的厂也不会出偏差，都有政策管着，中央的政策是统一的。”
“那是的，那是的。就是有点小的偏差，一定也会马上改正的。”徐义德顿时转了话题；“最近，棉纺业公会举行全业合营学习座谈会上，曾经酝酿过人事安排问题，公会也提过初步意见，局方指示，人事安排问题要在基层协商。现在还有时间，是不是谈一谈？”
余静从纺管局那里已经看过棉纺公会提的初步方案，她想了想，说：
“大家都在这里，谈谈很好。你有啥方案，可以提出来谈。”
“方案？”徐义德看余静单刀直入地问他，心头一惊：余静老是处在主动的地位，啥事体都要他提，而她事先一般不大表示意见，叫人摸不清她的意图。人事安排是一件大事，定股定息不过是几年的事体，人事安排可是决定终身的大事呀！定职就是定薪。而定薪也就是定心。他曾经和梅佐贤商量过这件事。照他看来，正职当然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