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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太和林宛芝自然没有意见。
徐义德安排妥当，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拉起鹅黄色的窗帷，推开窗户，一阵夜晚的凉风吹来，心里感到很舒畅。他向花园里一望：静静的，四周的灯光早熄灭了，那些洋房的轮廓消逝在茫茫的夜雾里。他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怕家里人说错了话，又关照一句：
“大家要记住，讲话要一致。就说啥也不晓得，最好不过了。”接着，他打了一个哈欠。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义德，你放心好了。”大太太站了起来，斜视了林宛芝一眼，又说，“不早了，该睡觉啦。”
她悻悻地走出去，料到今天晚上丈夫不会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也要睡觉了，娘。”徐守仁走到朱瑞芳面前去。
朱瑞芳搀着他的手走了。林宛芝见她们都出去了，赶紧过去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关怀地问徐义德：
“饿啵？老王还预备了宵夜哩。要吃，我叫他送来。”
“不饿，”徐义德摇摇手，说，“宵夜怕早凉了。”
林宛芝走到衣橱面前，拉开上面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她坐到沙发上去，把首饰盒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仰起头来，对徐义德说：
“这个哪能办呢？”她把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色各样的手表。
手表是徐义德心爱的物事，也可以说徐义德是一个手表收藏家。凡是市面上出现一种名贵的新牌子的手表，他马上就买来。过去，还没有到上海的，他就托人从瑞士，从美国或者是从香港捎带来。全国解放后，上海市场上很少有新手表出现，他对自己所收藏的手表越发喜爱了。林宛芝不提起，他几乎忘记了。他坐到林宛芝身旁去，把盒子里的手表拿出八九个来看看，放到自己耳朵边听听走声，立刻又小心地放进去，说：
“这些物事我全权委托你了。”
“我给你好好藏起，一定丢不了，你啥辰光要，就啥辰光给你。”
“好，亲爱的……”徐义德搂着她的肩膀，附着她的耳朵，生怕有人来偷听似的，讲话的声音很低很低，说了一阵，最后声音才放高了，“那里面有二百根条子，必要的辰光，你可以设法拿来用。这是给你的。”
徐义德把后面五个字的语气说得特别重。林宛芝听得心里暖洋洋的，徐义德对她究竟是和别人不同啊。她在徐公馆里是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上，徐义德把另外一个地方五十根条子，单独告诉朱瑞芳：“这是给你留的。”
朱瑞芳感激地扶在徐义德的肩上，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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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徐义德刚起来没有一会儿，正躺在沙发里伸懒腰，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林宛芝问是谁，外边老王说：
“有客人看老爷。”
“这么早，是啥人！”林宛芝有点不满意。
徐义德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开了房门，对老王说：“你招呼一下，我就来。”他转来代老王回答林宛芝，“是梅佐贤，我约他来的。”
他说完话就想下去，一把叫林宛芝抓住了：
“啥事体这么忙，把衣服穿好再走也不迟啊。”
她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上衣给他穿好，又用衣服刷子在他背上和胸前刷刷，像欣赏宝贝似的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才放他走去。
梅佐贤听见楼梯响，知道是徐总经理下来了，他立即站了起来，迎出去说：
“您早，总经理，我来早了一点吧，打扰您睡觉。”
“不，我早起来了。”
客厅里满屋子都是太阳光，闪耀得有点刺眼。徐总经理对门外叫了一声老王，老王进来了。徐总经理对着落地的大玻璃窗说：
“怎么没把窗帷放下？”
“忘记了，”老王抱歉地向徐总经理弯弯腰，走过去把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放下。阳光给蒙上一层薄薄的纱，显得柔和，不再刺眼了。
“给我把纸笔拿来。”
“是。”
徐总经理坐在下边的沙发上，梅佐贤正坐在他的对面，中间给那张矮圆桌子隔着。徐总经理喝了一口狮峰龙井茶，说：
“佐贤，今天要你来，不是为别的事，请你代我写一份坦白书。”
“那没有问题。”梅佐贤马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摘下胸袋里的派克钢笔，打开笔记本子，问，“哪能写呢？
总经理。”他想先摸摸底盘，知道尺寸，好落笔。
老王送进来纸笔，放在矮圆桌子上。他看客厅里收拾得很干净，烟茶都有了，便轻轻移动脚步，退出了客厅。
徐总经理用右手的食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说：
“这份坦白书要这样写：第一，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能写，写上去将来要坐班房的；第二，数目太大的项目不能写，不然，经济上要受很大的损失；第三，重要的地方，口气要肯定，不能含糊，不能有漏洞；第四，一般违法的事实要多写，特别是厂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实都给我写上，越是细小的地方尤其要写得详细，这样就显得事实真切，坦白诚恳；第五，要写得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同志们看得满意，使他们相信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都彻底坦白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特别动动脑筋。”
梅佐贤听了总经理这五点指示，暗暗叫了一声“啊哟”，感到这样写比考状元还难。总经理的底盘虽然摊开了，可是尺寸的弹性太大，所谓一般违法事实的标准，就不明确。他提笔的勇气顿时消逝了。但想到自己不能在总经理面前坍台，特别是现在蒙总经理重用的辰光，正是大显身手的机会，哪能放下笔呢。他装出很有办法的样子，说：
“总经理这五点指示实在太英明不过了，又原则又具体，想得实在周到，实在周到。”
“我只是临时想起的，恐怕还不够周到，工商组的同志听说都是懂得政策和业务的干部，我们要仔细考虑考虑，不坦白一些，是过不了关的。”
“这五点在我看来，的的确确很够周到了，总经理高瞻远瞩，当然还可以想的更周到的。要叫我想，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
徐总经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在享受梅佐贤对他的阿谀。他歪着头想了想，自己也想不出啥名堂来了，就对梅佐贤说：
“先写起来再讲。我看，开头应该有个帽子，你给我想想看……”
“对。”几句开场白，在梅佐贤并不困难，这一阵子到处开会，听都听熟了。他提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去：
我是沪江纱厂的负责人，听了陈市长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又在棉纺公会学习了三天，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觉悟提高，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多严重的错误。这个伟大的五反运动，是我们工商界彻底改造的试金石，也是犯有错误者的悔过自新的唯一机会。我需要深刻的检讨。我需要勇敢的作一个极清楚的交代……
梅佐贤把这一段念给总经理听，他微微点点头：
“这个头开的不错。”
梅佐贤得到徐总经理的赞许心中自然欢喜，可是下面的文章难做了。他仔细回忆一下过去给徐总经理经手的事，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体立刻浮现在眼前，记得详详细细，就是那些芝麻大的违法事体却想不起来。这方面的事体实在太多了，也太小了，不容易记。慢慢，他想起了几件，有的数目不小，他没有提出来；有的情节严重，当然不能写；终于他想起了两点，对徐总经理说：
“我想，有两件是可以坦白的，一个是欠美援纱问题，一个是包纱纸问题，大家都晓得的。总经理觉得哪能？”
“好，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坦白，你给我写，佐贤，你想的真妙。”
梅佐贤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
一、我厂于解放前欠交前美援会各支纱共陆百余件，解放后曾缴还当局二百七十五件，尚欠合二十支纱三百三十三件，虽然当局一再催促及早清缴，而总存在着观望态度，一味敷衍搪塞，延宕不还。直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始因停车缴五十件，其余二百八十三件及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应缴罚纱七十二件余，迄今仍未归清。这都是卑劣作风，我犯了欺诈行为，使国家对于财产之调节受到影响。我自愿悔过，承认错误。
二、我厂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起，未经准许，擅将包纱纸抽去不用，以致绞纱容易沾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