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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见行人，密问之”，还是很谨慎的。但到了黄盖伪降至曹军水寨时，“曹公军吏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操军人皆出营立观”。显然，这一消息已经为军营上下所周知，而且官兵们像看热闹似地围观起来（这本身也很奇怪。士兵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执勤位置，到处乱跑呢？难道一向严于治军的曹操连军纪也松弛了？）。
众所周知，阵前受降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必须做出周密的安排。但曹操对于黄盖的来降，既不派出接应部队以应付可能的追兵，又不派出联络官员以指示降军的集结地点和行军路线，听任黄盖直冲向自己的军营——即使是真降，这么做也是不允许的。无疑，曹操，连同他的参谋们一起发疯了。
五、猜测
如果一名高水平的球员在一场比赛中犯下一次错误，可以认为是失误；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级的错误，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极不在状态”，但最好解释为“别有用心”。
曹操在赤壁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有些甚至是低级错误，当然也可以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不过，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它不能推翻现有的解释，许多空白处只能用猜测来填补，最多只能算作一种“假说”。但我认为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而且在这一假设中，曹操的行为方式更类似我们熟悉的曹操。
《武帝记》中记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其中，曹操出兵的原因是“孙权……攻合肥”，值得重视。
扬州在豫州南面，扬州北部曾是袁术地盘。袁术失败后，曹操的政治影响也从未到过那里。和司隶、雍、凉等州一样，那是一个“草头王”（主要是袁术的残部，也包括当地豪族）当家的地方。早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际，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述杀了扬州刺史严象。当时任“司徒掾”的刘馥被认为“可任以东南之事”，当上了扬州刺史。刘馥上任后，改以合肥作为自己的州治（原州治在寿春），并“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油数千斛，为战守备。”合肥是曹操当时东南方面唯一的战略屏障，合肥一旦失守，曹操的大本营豫州就直接暴露在打击之下，而他的主要军事力量则还远在荆州。所以，当曹操得知孙权有进攻合肥的模样时，他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我们现在知道，所谓孙权准备进攻合肥的消息并不准确。孙权集结十万（这一数字由《魏书·刘馥传》提供。《吴书》中并无相关的数字。可能是扬州方面的侦察情报，或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大军的直接目的是作为二线力量抵御曹操而不是进攻合肥。后来孙权进攻合肥是看到周瑜在赤壁已经取胜，曹操沿江东进的威胁解除后才采取的军事行动，带有很强的投机性质。但曹操当时所掌握的情报，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肩负的责任却不容许他在合肥的问题上冒险；单单是合肥附近集结着一支强大的敌军就足以使他为他空虚的后方担忧了。我想，他的第一反应是：必须马上做些什么！
曹操采取了两个措施：一、立即从江陵东进，威胁以冲入江东，借此牵制孙权的行动；二、派将军张憙（一作“张喜”）率骑兵一千驰援合肥。
后世对曹操派出张憙增援合肥一事重视不够，也没有把它与赤壁之战的全局联系起来。这一是因为张憙本人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动向没有人关心；二是因为从一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中抽出一千人似乎是一件无关全局痛痒的事。要知道，曹操抽出这一千人不是别的，而是一千名未生病，有战斗力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带有战略打击性质的重要陆上突击力量。曹操五千骑兵能在长驱三百里后，迅速击败刘备的主力，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在遭受疾病困扰的情况下，让张憙带走总共五千名骑兵中有作战能力的一千名，不能不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赵俨传》：“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硃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从领兵将领看，这支部队的无疑是曹军的精锐，它的动向无疑代表了曹军的主要作战方向。有趣的是，它们并没有出现在赤壁前线，而是由一名文职人员率领，神秘地失踪了（有人推测这是参加赤壁会战的另一支部队，只是没有赶上。但没有证据，只是猜测）。更为有趣的是，在《三国志》有传的五人：于禁、张辽、张郃、硃灵、李典的传记中，没有他们参加赤壁之战，有些甚至没有到过荆州的任何记载。他们在这前后记事如下：《于禁传》：“东海平，拜禁虎威将军。后与臧霸等攻梅成，……”《张辽传》：“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牛盖等讨兰。”《张郃传》：“别征东莱，讨管承。又与张辽讨陈兰、梅成等，破之。”《朱灵传》注引《魏书》：“太祖既平冀州，遣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灵至阳翟，中郎将程昂等果反，即斩昂，以状闻。”从传记中得知，他们中的大多数（除朱灵外）随后都出现在合肥以南，而且似乎不是和曹操一起回来的，——曹纯是跟着曹操撤退的，故在他的传记中记有“从还谯”。
曹操呢？他从华容撤到江陵后的动向也很有意思：他既没有返回自己主管的冀州（如《诸葛亮传》所推测：“曹公败於赤壁，引军归邺。”），也没有返回首都许，而是把部队带到自己的家乡，比许更远的谯。
以一支骑兵驰援合肥，以一支精锐进击合肥周围，又把主力带到谯，三支部队一个目的：应付合肥的危局。
曹操在派张喜前往合肥救援时，曾令他到汝南后，把汝南的步兵带上，不料汝南当时也在流行疾病，派不出多少兵来。扬州别驾蒋济得知内情后，建议说，不妨让城外的地方官员假称得到张喜的文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今安徽固始东南），遣主簿迎喜。”借向城内报信的名义，有意把这个消息泄露给孙权。张喜的骑兵到达后，也积极动作，“数至围下，驰骋挑战”。孙权得到这个假情报后，几乎没有核实，就匆匆撤军了。要记住，孙权是在赤壁之战取得大捷后，才出兵合肥的。如果曹军果真在赤壁遭到惨败，他肯定要评估一下这一情报的可信度。他没有。这表明他对曹军的动向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正在赶往合肥。而蒋济谎称的“步骑四万”也大致符合赵俨所督七军（每军约5000人）的总兵力。
在以上史实的基础上，我推测：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后的主要战略方向是防御合肥，而不是进攻夏口。“自江陵征备”是针对“孙权为备攻合肥”的反措施：在江陵虚晃一枪，以掩护战略大转移。这可以从曹军的动向及吴军的反应中找到证明。
这虚晃的一枪由谁来完成呢？投降的荆州军。荆州军“带甲十余万”，虽“尚怀狐疑”，但虚张声势总还是可以的。
很明显，由于荆州的政治形势，曹操不可能明确地向荆州军下达牵制作战的任务；他甚至不可能开诚布公地向荆州方面交待所面临的危局，以及他准备采取的措施。只要他稍稍露出一点想撤退的意思，立即就会在荆州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从而将撤退扩大为一场灾难。阴险的曹操遂以进攻刘备为名，集结起军队，以荆州军突前，进至赤壁，自己却把大本营设在巴丘。在远离荆州军百里之外的巴丘，曹操（秘密）发布了增援合肥的命令（派遣张喜、组织赵俨集团）。随后赶往赤壁，借周瑜之手，毁灭了荆州军。
在这一假设下，曹操所犯的一切“错误”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赤壁之战后，“带甲十余万”，“蒙冲斗舰，乃以千数”的强大荆州军队荡然无存，荆州元气大伤。直到六七年后的建安二十年，镇守荆州的关羽所辖部队也只不过“号有三万人”（当然，此前刘备、赵云、张飞入川时带走了一些部队。如刘备带走了“步卒数万”。许多人认为，入川的刘备军当有四五万）。而曹操则顺利地巩固了扬州；在江陵与周瑜相持了一年，并最终保有襄阳；修建了铜雀台；还在建安十六年（211年）（距江陵保卫战结束仅一年）开始策划对汉中张鲁的军事，并于当年七月，成功地发起了对马超、韩遂的战争。其基本力量可以认为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