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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 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