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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儿逃。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惧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尔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听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来一块石头。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绺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娘们儿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