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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残暴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毁坏了无数中国的房屋。70年后，中国人在为日本的家庭制作电子版的房屋设计图：也许这个平坦的世界还有希望……
我想亲眼看看这个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所以我继续东行。大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中国城市。这里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化带、众多的科研院校和广阔的软件园区，这里毫不逊色于“硅谷”。1999 年我到过大连，但这次故地重游时，我差点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因为这里增添了太多的新建筑。
大连距北京约1 小时航程，这里是诸多中国现代化都市的缩影——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其他落后和衰落的城市。很多中国的城市正在崛起，它们竭力争取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商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制造业。大连的大楼上的标识可以证实这一点：通用电气、微软、戴尔、甲骨文、惠普、索尼和埃森哲。这些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后台支持工作、软件研发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大连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离韩国和日本都只有1 个小时航程。此外它还拥有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网络宽带十分普及，有许多公园和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这些都令其成为日本企业青睐的外包市场。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 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1 个月的起薪为90美元）。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大约2800家日本公司会选址大连。
大连华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DHC ）是本地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公司的总经理刘军告诉我：“我带了很多美国朋友到大连来，他们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挑战，不过我对他们迎接这一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在6 年内，这家软件公司的雇员数量从30人猛增到了1200人。
现年49岁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精力充沛，他曾经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中国在举贤荐能方面确是颇有建树，精英管理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一次宴请当中，夏德仁市长向我描述了他的宏伟计划和目前的进展。他介绍说：“大连共有2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共有20万人。”其中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工科或理科学生，即使是那些学历史或文学的文科生也都有一年时间专门学习日语或英语，并能够熟练运用电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好的就业前景。大连市民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可以在办公室、家庭或学校里上网。
夏市长还说：“最初日本企业在大连只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业，慢慢地他们开始将研发和软件开发业转移到这里。过去一两年中，美国的软件公司也开始将软件业外包到大连。我们将逐步赶上印度。大连的软件产品出口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递增。
中国正成为拥有大学毕业生最多的国家。虽然总体来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及印度，但由于我们人口更多，因此我们可以挑选出最聪明英语最棒的学生。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犯下的罪行向中国正式道歉，大连人民会愿意为日本人工作吗？夏德仁市长这样说道：”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但在经济领域我们将只关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谈到软件外包业务时。如果美国和日本企业选择在大连建厂，我们认为那是个好事。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努力学习日语，掌握了这门工具，他们就能够和日本的对手竞争，就可以为自己谋得高薪职位。我个人感觉，最近几年中国年轻人比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同龄人都更有雄心壮志，但他们还没法和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大学之前都要到边远地区锻炼，去农村、工厂和军队，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力方面要胜过年轻一代。“夏市长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形象。尽管翻译可能漏掉了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而美国人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向我解释：”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商机都会到这里来。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人最初是雇员，为外国制造商打工，几年之后，我们学会了所有的生产流程，我们自己也开始办公司。软件行业也是一样。这就像盖大楼一样，今天，你们美国人是设计者和工程师，发展中国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成为建筑师。”
我继续东行。2004年夏天我在科罗拉多州度假。在那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一家叫捷蓝（JetBlue）的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 年，专门提供廉价的机票。但我不清楚他们的航线，我需要乘坐华盛顿到亚特兰大的航班，但不知道航班的时间，于是我就给她们打电话。说实话，我给他们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据说捷蓝已经将它整个机票预定工作外包给了犹他州的家庭主妇，我想证实一下。于是我拨通了捷蓝的订票电话：“嗨，我是多利。要我帮忙吗？”
听起来这应该是个已经当祖母的人。
我问道：“我想从华盛顿到亚特兰大，您们飞这条航线吗？”
多利回答说：“对不起，我们只有从华盛顿到劳德代尔堡的航班。”
我继续问道：“那从华盛顿到纽约呢？”
多利回答：“非常抱歉，我们也不飞那条航线。不过我们有从华盛顿到奥克兰和长滩的航班。”“我可以问您点别的事情吗？您现在是在家吗？我听说捷蓝的员工都在家办公。”我试探地问道。
多利愉快地回答：“是的，我是在家。”（我后来从捷蓝公司打听到，她的全名是多利。贝克）“我现在坐在我们家二楼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5 分钟前有人打电话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们说，‘天啊，我以为您会告诉我您在新德里。’”
我接着她的话问道：“那您住在哪里呢？”
多利很高兴地说：“犹他州的盐湖城。我们有一个两层小楼，我很喜欢在这里办公，特别在雪花纷飞的冬天，我也可以舒服地呆在家里办公。”
我问道：“您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她说：“他们不公开招聘的，是别人口头告诉我的。我曾经在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退休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别的。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大卫·尼勒曼（David Neeleman）是捷蓝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将这种雇用方式称作“家包”（homesourcing）。捷蓝现在有400 名像多利这样的雇员，他们在盐湖城地区的家中工作，即完成了机票预定工作，又没有耽误照看小孩、锻炼、写小说和做饭。
几个月后，我在捷蓝的纽约总部拜访了尼勒曼，他向我解释了“家包”的好处。
事实上，他在莫里斯航空公司（后来被西南航空公司收购）工作时就开始了这种实践。
尼勒曼说：“莫里斯航空公司一共有250 名这样的雇员。由于他们的工作热情比较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完成的工作量比非‘家包’员工要高出30％。所以当我成立捷蓝‘时，我说，’我们要把所有机票预定工作都包给这些家庭妇女。”
尼勒曼这样做也有其个人原因。作为一个摩门教徒，他认为如果更多的母亲可以和孩子呆在家里并且拥有一份带薪工作，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好。所以他将“家包”
地点选在了盐湖城，那里有很多信仰摩门教的妇女，很多人都是家庭主妇。
这些人每周工作25 小时，而且每个月都要到捷蓝在盐湖城的地区分部接受4 个小时的培训，及时了解公司的最新动态。
尼勒曼还说：“我们不会外包到印度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更高的服务质量……有些公司情愿外包到印度，我始终无法理解。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人在他们面前听差，或是派一些头儿去管人。我们在这里获得的高效率已经远远超过本地工资和印度低工资的差别。”2004年5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