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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字中的这个“喜”字，只能是对母亲满腹忧伤的遮饰而已。再加上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节节失利，我们一家在临时住所的口粮也变换了品种，尽管手中有“一等国民”的“配给通帐”，但是领到的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大米、白面，而是搭配了一定数量的大豆、高粱米和苞米面，吃起来很不适应。对战争前景的忧虑和物质生活的贫困，使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这样熬过一天又一天，幸亏母亲身边还有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帮助，母亲勉强把我带到两岁半，这时已是１９４４年的夏秋之交了。母亲病得卧床不起，我呢，长的又瘦又小，细胳膊细腿，小肚子圆鼓鼓的，看上去就像一只蝈蝈儿，而且身上满是疥疮，头发也没剩几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恳求一位干杂活的中国老头儿，帮助寻找一户中国人家收养她可怜的小女儿。没过几天，那老头领来一位中年妇女，把我抱走了。母亲当时就哭昏过去，后来听说很快就死在那临时住所里。
遗留在三江平原上的日本孤儿，一般都是“８·１５”光复以后的事，像我在日本投降前一年被中国人收养下来，这确实是个例外。然而对我来说，倒也减少一重灾难，在养母家中平平安安地躲过了天翻地覆的“８·１５”大逃亡。我的养父名叫杨青林，是个赶车的车老板儿；养母名叫张英，是个家庭妇女。收养我时，他们都是３０岁的年纪，身边已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名叫杨淑琴。他们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才抱养别人的孩子，而完全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他们相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因而对待我这个瘦弱多病的小女孩儿尽心竭力。我到杨家不久，养父母便给我取名叫杨淑珍，并亲切地称我为他们的“二丫儿”。杨家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是有一铺暖烘烘的小火炕。养父母常常没菜吃，但却给我单独炒鸡蛋或新鲜菜。我要是哭了，养父母就把我抱在怀里哄逗，每天晚上，还得给我擦拭治疥疮的药。经过一段精心治疗，我的疥疮脱痂了，原来的腹泻病也好了。１９４６年夏，有一天养母起得特别早，吃过饭就对我说：“二丫儿，今天我领你上医院。”然后背着我一口气走了二三里路，累得满身是汗，此后常常如此。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得了什么大病，而仅仅是为了到医院治疗我的秃发。后来头发真的长出来了。这件事使我对养母产生极大好感，仿佛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头发长出后，我人开朗了，也爱照镜子了，也敢跟姐姐到外面去玩了。
我常想，要是没有养父母的恩养，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养父母在我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还是在我小时候，当我看到养母操劳家务时，就总想帮上一把。养母生火做饭，我就伸手帮助摇风轮儿；养母摆放饭桌，我就帮助拿筷子；养母要扫地，我就主动递笤帚。如此等等。有一天早晨，我抢先起床，给养母打来洗脸水，让养母洗脸。养母睁大眼睛瞅着我，一句话也没说，突然蹲下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小脸，热泪扑簌簌掉下来。
１９５２年，我已经九周岁了。从那年６月份起，养母就经常领着我到别人家串门。最初我不知道养母想要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养母是在托人给我找一所好学校，让我上学读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教学质量好、老师也靠得住的佳木斯市第二小学。９月份，我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背上新书包，和那么多的小朋友一起上学了，这是我多么渴望的事情啊。我心里明白，在当时左邻右舍还有不少孩子上不起学，养父母却千方百计让我上好学校，这是多大的付出啊。想到这一点，我每天便早早起来，帮助妈妈点火烧水，做早饭。而妈妈则总是不让我干家务事，好集中精力读书。在养父母的支持下，我第一年就被学校评为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的“三好”学生。１９５７年冬，就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天晚上，全家人等候养父回来吃饭，等来等去，养父被别人抬回来了。来人说，养父赶的大马车翻在半路上，把养父扣在车底下。事情过后，养父虽保住了性命，但已成为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养父虽能领取劳保工资，但实际收入少了很多。养母只好帮人家浆洗衣服，用那点可怜的收入补助家庭开支。姐姐杨淑琴看到这种情况，为帮助妈妈多挣几个钱和保证我能继续读书，便毅然决然地停学了，并对我说：“妹妹年纪还小，应该继续上学，不能和我一样。”我尽管几次力争，但养母和养姐坚决不答应，只好含着眼泪上学了。而我的中国姐姐却从此离开校门，至今还是个家庭妇女。１９５８年秋天，我考进初级中学，但当时我心里就是想着早点就业，以便用自己的工资减轻养父母的生活压力。正巧，这一年佳木斯师范学校以全额助学金的方式招考初级师范生。我就恳求班主任老师，帮我报了名。结果还真的被录取了。在师范学校，按照中国当时大跃进的方式，昼夜学习，两年的课程并在一年学。我经过努力，各科成绩均达到优等。学校根据我的成绩和家庭情况，将我分到我的母校——佳木斯市第二小学去任教，就地当上了老师。这时候，我只有１８岁。
作为一个初师毕业生被分配到教学质量最好的佳木斯市第二小学任教，而且还是本校毕业生、离校仅仅两年的学生，能够胜任吗？当时我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我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坚持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态度，边学边做，就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于是，我每天早来晚归，认真备课，课外天天给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辅导，甚至带上针线给家庭困难的学生补衣服、钉纽扣儿。辅导时间晚了，我就把学生送回家去。我的一举一动，得到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的好评，大家都说我“有一股内在的韧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工作，我逐步成长为校内外颇有影响的好教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开始为我物色恋爱对象。在众多的求婚者中，我选中了人品正直、性格温和、体魄健壮的建筑工人刘清安。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我们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了婚礼。婚后，我搬出养母家，与婆母住在一起。我虽然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报答养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却更加强烈。还是在婚前我便与刘清安商定，要把工资收入按月寄给养父母，我爱人则完全支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１９６７年养母患肝炎病，诊治无效，发展为肝硬化，只好住进医院。当时正值中国“文革”高潮之中，医院也处于混乱状态，重病人没有家属陪护不行。我便向学校请了一个月假，日夜守护在养母身旁。喂饭喂水，端屎端尿，都由我亲手照料。养母出院后，肝病时好时坏，每次犯病，我必去看望、守护。后来一次犯病，养母干脆让养父求人赶着毛驴车，把她拉到我家，省得我来回跑。我丈夫刘清安十分理解我的报恩思想，对岳母也是百般孝敬。领到工资时总是买些水果、罐头一类的东西给岳母吃。就这样我把养母侍候到１９７４年去世。而对瘫痪的养父，也是尽心尽力，奉养到１９７８去世为止。
作为一名日本遗孤，我对故国也有一份深切的思念之情。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曾请求有关领导帮助寻找日本亲人。１９７５年４月，我收到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山本慈昭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的父亲、姐姐、哥哥都还健在，要我寄上本人的照片，以便亲人相认。一年之后我又接到生身父亲的来信，邀请我去日探亲。但当时我的养父瘫痪在床，需要照顾，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养父去世后，我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办理了去日探亲手续，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我去日本探亲，本意是慰藉思亲之心，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而事实上却是阖家痛哭。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只见３０多个迎接者，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一律穿着黑色衣服。低着头，小声叨念着我完全不懂的日本话。翻译用汉语解释说：“你受苦了！”我知道这是我的日本亲人并不了解我在中国的实际生活，而说出的道歉话。我没有必要去责怪他们，但内心还是觉得别扭。回到生身父亲的家里，头一件事就是参拜灵堂。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看看吧，我们没有忘记你。”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块写有森实一喜名字的灵牌拿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