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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ＧＲＥ，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他们还会拍我的肩膀，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３５０杆的耐克或者３００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的摇篮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的天空没有四方形的边框，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９号仓的男高音呵。”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和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地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三两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文身：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１９９４６１２——是我被捕的日子。这都是黎头用瓷片扎进肉里去的。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是个蹲过仓的人，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９号，１２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呵。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等他们走远，我掏出衣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大概是他们一气之下，勒令我打车滚回家去！
二十三
很多结了案的犯人没法“投劳”，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舱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崽子辅导得好，使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待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头有脸，趾高气昂，一高兴，堂而皇之换上一件新衬衫，到值班室去看看电视，甚至同管教打个招呼，到大门外的小街上吃两个冰激凌，顺便给弟兄们夹带点香烟什么的进来。有一次，一个探监的家属把我当成了便装警察，一把拦住我，求我批准他同儿子见上一面。我耐心地给对方解释政策，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云云，说了一大通。
我帮看守所出墙报的时候，还经常出入管理区的房间，参与警察们的一些闲聊，甚至参与他们的学习讨论。有一个犯人，捡垃圾为生，在车祸中断了双腿，活在世上实在受罪，要朋友帮他一把，把他背到桥上再去投水自杀。朋友也是捡垃圾的，想成全这事，没料到一上桥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朋友最终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杀人未遂。警察对这一判决意见不一。车管教是站在我这一头的，说法院完全是胡闹，人家要自杀，自杀就自杀呗，硬留着做什么？不是留着人家来慢慢地害吗？冯姐虽然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但说服不了我们。后来他们在打人的问题上又争议不休。车管教说恶狗服粗棍，新加坡那么发达的国家不也有鞭刑么？他由此认定，抓到罪犯，特别是那种没有暴力倾向的，最好不要关，打一顿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头，额头上烫字，既能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不伤人命，还省了国家的钱财和警力，免得罪犯们关在一起互相学坏。我在这一点上坚决反对车管教，与冯姐站在一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