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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什么屁？老娘拍死你！”她瞪大眼。
“嘿嘿，同你开个玩笑。对不起，对不起。”
她缓了口气：“你没跟他通报姓名？我同他还说起过你。”
“……说起过我？”
“是呵，说起过呵。他是电台的党委书记。我说你唱女声还真像，把我都骗了，比宋祖英还唱得好听，哪天到电台去骗骗人。他说我不懂音乐，好像只有他才懂。呸，我以后我还真要带你去给他看看。别以为我们看守所没人才。我看他们那里才臭鱼烂虾哩。”
我的心里一热。
她没注意我的眼睛，“你以后总要出去的吧？到时候要是找不到工作，说不定我还真可以搭上一只手。”她接过手机开始打电话，把我晾在一边，没工夫再理我。
我从此不再叫她绊脚鬼，管她叫冯管教，冯大姐，冯姐。黎头自从毒疮收疤以后，只要是冯姐来训话，不论说得如何不中听，也不再拉长一张狗脸，比以前和顺了许多。以前他根本不愿意上诉的，现在也打算见律师了。
十九
恐怖之夜就是在这一刻来临。眼下我一遍遍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很奇怪。那一个夜晚极其普通，极其平静和安详。如果说窗外有一群麻雀突然惊散，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高墙外有什么人惊动了它们。
开始有一个仓又“打来电话”，没说什么要紧的事。后来，有几个犯人开始打扑克。另有一个犯人用自制的竹针穿纱线，埋头缝补自己的裤裆。还有三个四川佬是刚来的，嘀嘀咕咕凑在一堆，肯定是对老犯人有所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只是间或怯怯地瞥我们一眼。
就是在这个晚上，我与瘸子一连下了三盘棋，虽然他每次都少用一半车马炮，但还是保持常胜纪录。其中有一盘，如果不是走一步瞎眼棋，我差点就要赢了。我要悔棋，但手腕被他紧紧抓住，架在空中无法下落——我这才发现这家伙虽然单薄，但一只手像铁钳，一身功夫不露形迹。
“落地生根，不能悔！”他平静地坚持。
“这又不是国际比赛，就悔一次么。”
“好狗不吃回头屎。”
“不就是玩玩么？”有人担心我生气。其他弟兄嫉妒他的常胜纪录，也一致拥护我悔棋：是呵，玩玩，莫太认真，法律都可以改的。
“棋场即战场，岂能儿戏！”
瘸子仍然固执不让，眼中透出了某种狠劲和杀心，是一刀子定要插到位的那种精确和冷静。我终于恼羞成怒，既然架在空中的手落不下来，便一脚踹了棋盘。这并没有使他生气，也没有使他松动。他默默地把棋子一一捡回来，看了我一眼：
“三比零。你输了。”
这一天晚上不欢而散，我迟迟才入睡。第二天，我们起床以后洗脸刷牙上厕所，发现瘸子还在蒙头大睡。又过了一阵，送餐的来了，有人邀他起来一起喝粥，他还是蒙头一动不动，似乎对嘈杂声响充耳不闻，这才让人觉得有点反常。有人喊了两声瘸子，去揭他的棉毯——恐怖的尖叫就在那一瞬间发出，叫得我眼球胀痛，血往头上涌，脑颅里一片空白。几个警察冲进仓门，发现瘸子的头上套着一个紧紧锁口的塑料袋，全身有一种僵硬，裤裆里是湿的。
冯姐翻了一下他的眼皮，说快快快，抬出去！门外是走道和庭院，空气要清爽许多。冯姐挽起衣袖，蹲在瘸子的腹上，双掌叠压在他的胸口，一声嘿，做起了人工呼吸。有两个小犯人平时最喜欢听瘸子讲故事，眼下见瘸子成了这样，吓得呜呜呜地只是哭，被冯姐一声喝，才撅起屁股俯下去吹气。一个小犯人对着瘸子僵硬的嘴，一口长气吹进去，使瘸子的胸脯鼓起来，再由冯姐一把一把地挤压，把胸腔里的气排出。
医生也来了，手忙脚乱打针，但说这鼻孔里耳朵里都见血，强心针打了也是白打。
冯姐很不耐烦：“打了再说，能打多少打多少！”
车管教也来了，探了探瘸子的鼻息，查了查瘸子的瞳孔，说至少三个钟头了，不用白费工夫了。
冯姐更生气：“就是个石头也要救一把再说吧？你怎么知道就救不活？要是你家的人你不救吗？你还会在这里吃饱了屁话多？”她想起事故的责任就更气：“你们昨晚值班的干什么去了？打牌去了？喝酒去了？看电视去了？早就要你们注意９号仓，你们就是不注意！要你们找人摸摸情况，你们就是不摸！现在好，没盯住，出大事了吧？你们这些饭桶饭桶饭桶臭饭桶——”
她一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姓车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满头冒汗，张口结舌，当着犯人的面真是栽得厉害。他手足无措，丢了烟头，只得老老实实去给瘸子搓手和搓脚，似乎想把血流搓动起来。
二十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象棋，还有前一天晚上瘸子的“你输了”，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窒息而去。一个有体温、有表情、有动作、有脾气的人突然成了一堆任人搬弄的呆肉，不知何时在我们熟睡之际不辞而别，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步步冷却和僵硬——生命真是脆若悬丝，死神在我们耳边又一次悄悄掠过。我捡到了一只熟悉的鞋，把它偷偷套在瘸子冰凉的脚上——一只混乱场面中谁也没注意的裸脚。
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自杀或他杀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回想这几天来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还是没法嗅出空气中的阴谋和恶毒。直到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有了一个疑点：当时小斜眼低声问过我一句：“要是有人想整死你，你怎么办？”
“拼个鱼死网破。”当时我随口回了一句。
他看了我一眼。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没什么，随便问问。”
我后来回忆得更清楚了：就在他问话的前后，他不唱歌，不俯卧撑，也不要人按摩，只是独自睡觉，但钻进棉毯的那一瞬，眼角里泄出一道余光。我看清楚了，余光虽然只是投向墙上的纸挂钟，却隐隐藏着凶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警察也不相信瘸子是自杀。仓里的人都被叫去受审，包括才来两天的三个四川佬。几个杀人犯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受审时间总是很长。尤其是黎头，一去就三天，直到一个深夜才被两个劳动仔架着回仓。他气息奄奄，浑身汗湿，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车管教把他的一只手铐住，另一端铐在仓门的门栓上，让他只能站着，顶多只能半蹲，没法坐下来。只有半天，牢头的两腿就统统肿如木桶，加上门口的风大，两手已经冻得铁一样冰凉。大家找来些纸盒和棉毯，塞到他屁股下，让他能够坐一坐。他不从。弟兄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也一直紧咬着嘴唇，还是不从。他有一种要与手铐拼到底的劲头。最后，大概是发现没有希望了，他突然破口大骂，每骂一句，脑袋就朝墙上猛撞一下，整个人疯了一般。顷刻之间，他满脸盖着血，已经不见脸了，只有红色中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我们大惊失色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将他抱住和按住，用一床棉毯包住他的头。但我们不知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不但甩得我们东偏西倒，不但继续往墙上撞头，而且身上所有没有被我们按住的部位，一团团的肉都突突跳动，都在向外爆炸。
“要死人啦！”
“救命啦！”
我们恐惧万分地大喊，喊来了警察。他们也被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吓坏了，商议了一下，给他解了手铐。
我也是瘸子的交往密切者，因此在提审室待了很久。我想洗脱自己，帮助警察迅速地破案，但我没法供出我们密谋的过程和动手的情节，更没法供出他们想象中的棍棒、刮刀、毒药一类物证，使警察们很不满足，连冯姐也对着我瞪眼大拍桌子，根本不把我视为什么人才。另一个警察接班，同样对我没有好脸色，口口声声要把我丢出去喂狼狗。又一个警察来接班，虽然没有威胁，但始终不让我闭上沉重的眼皮，一连十几个钟头折腾得我痛苦不堪。这种车轮审讯的最后一站是车麻子。我怕他，一心想让他满意，于是忙不迭挖空心思把早已成为枯渣的回忆再来一次榨挤。我说瘸子做过很多数学题，不知是什么意思。麻子听后并不满意。我又说瘸子给我们讲过《圣经》，讲过洪水滔天毒疫流行之类阴冷可疑的故事，麻子听后更不满意，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