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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这些精神交流的成果，是人类史上不朽的作品：席勒的《华伦斯坦》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华伦斯坦》中明显含有歌德的气息，而《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席勒的精神也一目了然。歌德曾眼含热泪向冷家姊妹朗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片断，朗诵完毕，他一边擦去眼泪一边说：“我们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心火熔化。”
１７９８年，歌德与席勒共同推动的魏玛剧院将要落成，歌德决定用席勒的《华伦斯坦》来为这个新舞台揭幕，逼着席勒日以继夜地加快写作速度。１７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剧院以演员朗诵《华伦斯坦的阵营》作为落成典礼，当晚在观众席上观赏这一盛大典礼的只有冷家姊妹、歌德和席勒。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此前已经多次听过席勒自己的朗诵，可冷家姊妹仍然再次深深地为席勒的这部伟大作品感动。而席勒，则因为她们的感动而感动。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同时让两个爱人幸福更愉快呢？何况她们还是姐妹！何况她们还是公认的如花美人！
１７９９年秋天，在两个儿子之后，冷莎露给席勒生了一个女儿。产后１１天，她患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幻觉严重，甚至企图自杀。与歌德不同，席勒并不忌讳老婆的病。他守候在冷莎露床前，夙夜匪解，举案齐眉，直到她１２月初勉强痊愈。１２月３日，他们终于实行了冷莎露的计划——西迁魏玛。
４０岁的席勒举家搬进了他负债买的房子。他的这次搬家最大目的是有利于他与歌德的友谊：席勒的新家与歌德位于“女人们策划”广场的家只隔了几栋房子。席勒住在新家的最高一层，房间里清晨与中午都充满了愉快的阳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席勒母亲在他们搬入新家的当天去世。如果中学可以西传，这将是“子欲养而亲不存”的德国版。
此时的席勒并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五年。
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冷家姊妹。
产女、病妻、搬家、丧母，如此纷繁复杂的世务之下，席勒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离开耶拿之前，他彻底结束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并开始写作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
席勒搬到魏玛的目的没有落空。搬到魏玛之后，席勒和歌德两家几乎合二为一。冷家姊妹与伍碧丝和夏露笛的良好关系，保证了这两位文学巨星的伟大友谊。冷家姊妹未曾料到的是，她们就此酿成了自己爱情的惟一一次失败——席勒曾称自己与歌德的友谊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美的事件”，超过了他与冷家姊妹的爱情。当然这样的失败，是真正可以称为“败亦欣然”的。
歌德家地方宽大，还有一个大花园，所以每逢周末他家总有聚会，而通常不喜欢凑热闹的席勒不仅每请必到，而且每到必兴致高昂，流连忘返。据歌德回忆录记载，他与席勒很多诗作的灵感均来自这个私人聚会。席勒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作《钟之歌》（Ｄｉｅ Ｇｌｏｃｋｅ）２００４年更被评为“德国人最喜爱的诗”。他们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迎接新千禧年的１７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夜，他们都未参加宫廷和社会组织的庆典活动，抱病在促膝谈心中进入了十九世纪。
新世纪新生活。席勒的家庭虽然仍然难说富裕，但却在冷家姊妹的主持下丰富多彩，席勒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同时却走上了下坡路。１８００年，被称为“德国莎士比亚”的席勒终于实现了他长久的心愿：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德语演出剧本。６月，他结束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１８０１年，描写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奥尔良姑娘》完成。这个剧本被誉为德国解放战争的宣战书，鼓励德国人民将祖国从拿破仑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同年，席勒改编了意大利的中国题材名剧《图兰朵》。
１８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在魏玛大公的大力促成之下，席勒被普鲁士国王册封为贵族。席勒本人对此当然不以为意，但是，１２年前冷莎露为了嫁给他而被迫卸下的贵族头衔，他现在可以亲手给她戴回头上，对席勒这个文学江湖的大侠而言，何尝不是快意恩仇的仰天长啸时刻！
作为文学巨星，席勒的朋友遍天下，然而历数他的终生莫逆，只得三男三女。三男即克尔纳、歌德、威廉·封·洪堡，后两者都是在冷家姊妹的撮合下结识的。三女即冷家姊妹和冷家姆妈。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这三个女人单独相处。独处时刻，他通常会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诵给她们听，期望从她们的嘴里得到第一声由衷的赞美。
１８０２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恰逢丈母娘来访。晚饭之后，席勒把刚完成的《墨西拿新娘》初稿朗诵给她们母女三人听，而她们的反应之热烈，令到席勒最后大声宣布，今后每年的元旦前夜，他都要给这三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朗诵一出新的悲剧。席勒的爱如潮水一般包围了三个美丽聪明的女人，她们的呼吸急促，胸脯起伏，彻底沉浸在被天才呵护的幸福之中。
她们完全不知道，一生说话算话的席勒，将永远无法兑现他的诺言。
１８０３年１月，《墨西拿新郎》在魏玛剧院上演。为了给铁哥们儿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歌德从头到尾接管了排练，根本不让席勒参与，直到此剧最后正式上演，才让席勒和观众们一起观看。歌德达到了目的：作为作家本人，席勒为这部悲剧的凄美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之后还因为过于激动而说不出话来。
作家固然是作品的父母，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像孩子成年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将从此独立在世间行走，令最护犊子的父母也无从置喙。
后来，有个不识相的批评家指责说该剧的前几幕情节不够突出，歌德是这样回答的：“嗨，席勒写戏根本就不需要情节！”
１８０４年３月１７日，席勒的《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威廉·退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并赢得广泛赞誉。托马斯·曼曾盛赞席勒说：“他自创了一套个人的戏剧语言，从独一无二的语调、表情和旋律中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作品——这是在全德国、也许在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富有诗意的语言。”
综观席勒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以整个欧洲为诉求对象，他追求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唐·卡洛斯》写的是西班牙，《奥尔良姑娘》写的是法国，《华伦斯坦》写的是中欧，《玛丽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墨西拿新娘》写的意大利，《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未完成剧本《德墨特里乌斯》则写的是俄罗斯，此外，他还改写过中国题材的意大利作品《阿依达》。席勒的作品不仅超越阶级、种族和等级，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他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欧洲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说：“席勒为革命的伟大思想而写。他打碎了思想上的巴士底狱，他建造了自由的神庙，而这个伟大的神庙将会让所有的民族结为兄弟。他是世界主义者。”
歌德一世生活富足地位崇高，他对自由的看法与一生困蹇的席勒大相径庭，例如他对拿破仑就五体投地。席勒死后，他曾对爱克曼说：“贯穿席勒毕生作品的主线就是自由……在青年时期他追求的是肉体的自由，在其后的生命中他追求的是理想化的自由。”歌德认为“其实我们用不着太多的自由……只要能健康生活和干自己愿干的事，一个人的自由就足够用了。而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并不难。只要不逾越出生时上帝为他划定的界限，公民就与贵族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屁话（愿歌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粗鲁）。在血海中沉没的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残暴黯然收场，但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却奠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惟一正确走向，而“自由”，是《人权宣言》的核心价值之一。受尽暴君欺凌迫害的席勒，一生始终怒发冲冠地为自由鼓与呼，他的喜欢办报、当出版商和编辑，而且经常同时身兼三职，原因概在于此。论到为自由而战，永远自动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