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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只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不过，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是新殖民地特殊情况所特有的现象，而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新殖民地中，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以及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在一定期间内必定比大多数国家低。他们所有的土地，多于他们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们只把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滨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此外，购买这等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等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的迅速积累，使种植园所有者能雇用的工人数，很快增加到新殖民地不能供应的程度。这样，他们能在新殖民地居到的劳动者的报酬，使极其优裕。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资本利润就逐渐减少。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既全被占有，耕作土壤和位置较差的土地所能取得的利润，使减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在现世纪中，我国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因此大大减低。随着财富、改良工作及人口的增进，利息低落了。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随资本增加而增加。利润尽管减低，资本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为迅速。就此点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都一样。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俗语说，货币产生货币。已经取得了少许，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这少许的取得。在前面，我已就资本的增加和业务的增加，即资本的增加和对有用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两者的关系，作了部分的说明，以后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当详加说明。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即使在财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因而也会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这国家的资本，不够应付这种新获得或新发展所给各个人带来的全部业务，所以只把它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必有一部分撤回来，转入更有利的新行业。所以，在那些旧行业，竞争便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而市场上各种货物的供给也减少了。货物减少，价格势必或多或少地上升，这就对经营者提供更大的利润，而他们也能以比从前高的利息率借入资金。在晚近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有良好信用的个人，乃至一些伦敦最大商号，一般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在战前，他们通常没交付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以上的利息。这可由我国占领北美和西印度曾增加我国领土与商业那一事实来充分说明，用不着设想我国资财已经减少。旧资本所要经营的业务增加得那么多，那必然会使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减少，结果，在这些行业，由于竞争已较和缓，利润必然增加。我相信，晚近战争的巨大费用，并没使不列颠的资财减少，其原因，我以后将加以说明。
但是，社会资财即维持产业的资金的减少，使劳动工资降低，因而使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增高。由于劳动工资低落，社会上剩有的资本的所有者，以货品提供市场所需的费用，比以前少；由于他们以货品提供市场所用的资本比以前少，他们能够且比以前高的价格出售货物。所费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从两方面增加，因此能够出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领殖民地，获得巨大资产是那么快、那么容易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些贫苦地方的劳动工资非常的低而资本利润非常的大。其货币利息也相应地非常的高。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次期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的几乎所有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地方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样高的利息。从西塞罗的书简，我们知道，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岛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借款。
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限度，那末，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那末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
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使他索取破产者在借款时通常需要出的那么高的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未开化民族中，有许久，契约的履行与否只凭当事者的信义，他们王朝的裁判所很少过问此事。当时利息率达到那么高，恐怕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要是法规完全禁止利息，那也不能收到效果。许多人必须借入资金；而出借人，不仅对于这笔资金的使用，要求相当的报酬，而且对于回避法律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求相当的补偿。孟德斯鸠说，一切回数国利息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囵为他们贫穷，而是部分因为法律禁止利息，部分因为贷金难于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以外，还须有剩余。只有这一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含这种剩余以外，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出借资金，即使相当谨慎，亦有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外，还须有剩余。如果无此剩余，那未出借资金的动机，就只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在财富已达到极度、而且用在各种行业上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国家，普通纯利润率便很低，因而这种利润所能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也很低；这样，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