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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十二年第四号法令规定，在一夸特小麦价格不超过四十先令，而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也与此价格成比例时，谷物输出不受禁止。查理二世第十五年，又扩大此种自由，即在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特四十八先令时，允其自由输出；第二十二年，无论价格是怎样高，都尤其自由输出。诚然，在如此输出时，必须向国王缴纳港税，但因为一切谷物，在关税表中，评价很低，所以港税，对小麦仅为一夸特一先令，对燕麦仅为一夸特四便士，对其他各种谷物仅为六便士。设置奖励金的威廉和玛利第一年那个法令公布以后，在一夸特小麦不超过四十八先令时，事实上已不再征收这小额的税。威廉三世第十二年第二十号法令，公然撤销这小额的税，无论价格是怎样高。
这样，输出商人的贸易，就不仅受奖励金的奖励，而且比内地商人的贸易自由得多。依照上述各法令中的最后一个，无论价格怎样，谷物都可囤积以待输出；但除非一夸特价格不超过四十八先令，谷物是不许囤积以待国内售卖的。上面说过，内地商人的利害关系，决不能和人民大众的利害关系相反。输出商人的利害关系，却可能和人民大众的利害关系相反，事实上有时确是这样。在本国正愁粮食不足时，邻国亦患饥谨，那输出商人的利害关系，或将使他把大量谷物输往邻国，大大加重本国粮食不足的灾难。此等法令的直接目的，不是充足国内市场的供给，而是在奖励农业的口实下，尽量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使国内市场上的不足现象延续下去。阻害输入的结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时，国内市场亦只能仰给于本国的生产。在价格已高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时还奖励输出的结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期间，国内市场亦不能享受本国生产物的全部。在有限期间内禁止谷物输出，并在有限期间内免除谷物输入税的暂行法律，英国不得不常常采用，这事实上充分说明它的一般法律的不适当。如果一般法律是适当的，那末为什么要常常停止施行呢。
设若一切国家都采用输出输入自由制度，那末大陆内所分成的各个国家，就会象大国内所分成的各个省一样。按道理，据经验，大国内各省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和粮食不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防止饥谨的最好方法；大陆内各国间的输出输入贸易自由，也是缓和粮食不足和防止饥谨的最好方法。大陆越广大，大陆各部分间水运陆运交通越便利，其中任何部分遭受此二种灾难的可能性便越小。一国的不足，很容易由另一国的丰足得到救济。但不幸的是，完全采取此种自由制度的国家，还极少啊。谷物贸易的自由，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多少受限制；有许多国家，限制谷物贸易的不合理法律，往往加重粮食不足那不可避免的不幸，使成为可怕的饥谨灾难。这种国家，对谷物的需要，常是那么巨大、那么急切，所以邻近小国，若同时觉得自己粮食有些不足，要来供给它们，怕就会使自己陷于同样可怕的灾难。因此，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最坏的政策，往往会使另一个国家认为，采用原来最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危硷的、不慎重的行为。但是，无限制的输出自由，对大国说，其危险性就小得多，因为大国的生产大得多，无论输出谷物量如何，其供给都不会大受影响。在瑞士一州或意大利一小国内，也许有时还需要限制谷物输出。但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大国，却不见得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不让农业家随时把货物运到最好的市场，显然是为了功利的观念，或国家的某种理由，把正义的一般法则丢开了。立法者这种行为，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场合，是不应该有的，是万难原谅的。如果真要禁止，那就只有在谷物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才应该禁止其输出。
关于谷物的法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和关于宗教的法律相比拟。对于现世生活的维持，以及对于来世生活的幸福，人民是那么关心，政府因此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共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也许由于这样，关于这两种大事，我们很少看到合理的制度被建立起来。
第四，输入外国谷物以备再输出的运送商人的贸易，亦有助于国内市场上供给的丰足。此种贸易的直接目的，虽不是在国内售卖谷物，但运送商人却往往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这样出售所得的货币，比外国市场上所可望获得的少得多，他亦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可省免上货及下货、运送及保险等费用。以运送贸易为媒介而成为他国仓库堆找的国家，其居民不常感到缺乏。运送贸易虽可减低国内市场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因此减少它的真实价值。那只会稍稍提高银的真实价值。
在大不列颠，由于外国谷物输入须纳重税，而其中大部分又不能退还，所以即在一般的场合，运送贸易事实上是受到禁止的；而在异常的场合，当粮食不足使我们通过暂行法律停止征课这些税时，输出总被禁止。因此，实施这一类法律的结果，谷物运送贸易，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受到禁止。
所以，建立奖励金制度的这一类法律，虽一向被人称赞，实则毫不值得称赞。英国的改良与繁荣，常被说成是此等法律的结果，其实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原因来说明。英国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尽管有了上述以及二十条其他不合理的商业条例。而且，由革命而完成的这种保证，和奖励金的设置，几乎是同时的。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不过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虽不能说完全自由，但与欧洲各国比较，总是一样自由或者更为自由。
大不列颠最繁荣最进步的时期，是在那些和奖励金有关的法律实施以后出现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是那些法律。那也是在举借国债以后出现的，但举借国债无疑不是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
与奖励金有关的这一类法律，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政策，都倾向于在实施这一类法律的国家内稍稍减低贵金属的价值。但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也许是最贫乏，而英国却无疑是欧洲最富的国家。它们境遇上的这种差异，很容易由下述二个原因说明。（一）输出金银，在西班牙须纳税，在葡萄牙受禁止，而这种法律的施行，又受严厉的监视，所以，这些因素，在这两个每年有六百万镑以上金银输入的国家，所产生的降低金银价值的作用，一定比大不列颠实施谷物条例所产生的降低金银价值的作用，更直接、更有力。（二）这两国并无一般的人民自由与安全，来抵消这种不良政策的影响。在那里，产业既不自由亦不安全，民政制度又是那么坏，即使其通商条例是贤明的，象大部分其他条例是愚谬的一样，也够使它们现在的贫穷状态，成为恒久的现象。
关于谷物条例，乔治三世第十三年第四十三号法令似乎建立了一种新的体系，那在许多方面，都比旧的好，但在一两点上，却也许没有旧的那么好。
这个法令规定，中等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中等黑麦、豌豆或蚕豆的价格涨至三十二先令，大麦的价格涨至二十四先令，燕麦的价格涨至十六先令时，凡供国内消费的输入，都可免纳高的关税，而代以小额的税。对小麦，一夸特课税六便士，其他各种谷物以此为准。这样，就各种谷物尤其是小麦来说，外国供应品能以比从前低得多的价格供给国内市场。
同一法令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先令（先前是四十八先令）时，则小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五先令）即行停止发给；大麦价格涨至一夸特二十二先令（先前是二十四先令）时，则大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发给；燕麦粉价格涨至一夸特十四先令（先前是十五先令）时，则燕麦粉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发给。黑麦的奖励金，由三先令六便士减至三先令；其价格涨至二十八先令（先前是三十二先令）时，奖励金即停止发给。如果奖励金象我上面所说是那么不适当，那末越早停发，数目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