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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艮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土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护士。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而。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了个弟弟出来呀？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巳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问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鸡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擦脸用的“处处红”，还给了我一双袜子，让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又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泪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了。自从理成短发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颇有些削发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发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是屄养的。
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戾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于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这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就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按说，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惟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了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但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在那个当时显得十分空阔、寂寥的广场上，我的泪水滚滚而下。难道因为我生命的卑微，最后连这样一种让梦想成真的机缘也得不到吗？
采访结束时，毛灿奇的爱人、库尔勒市华山中学教师赵慈命对我说，你如果写她，能不能就写她那年见到了毛主席？
我当时点了头。但提笔之际，我却只得从真实出发。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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