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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地租之处，地主又多方巧取，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租，合并计之，则地租率往往在六成之上，甚至七成、八成。元朝政府也深知地租的苛重，所以屡次下谕劝令地主减免。封建政府颁令免租，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元朝政府虽有此令，也只是一纸空文。佃户除受高额地租剥削外，又要受到种种超经济的压迫。如在江南一些地方，佃户不仅本身要供地主任意役使，即子女也不免于做地主的家奴。如《元典章》记载说：“若地客（佃户）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而峡州路（治今湖北宜昌）地区，地主甚至公然把佃户计数立契，或典或卖，与买卖驱口无异。又将佃户随田转让典卖，称为“随田佃客”。此外，地主又往往干预佃户子女的婚姻，必勒索钱币礼物方许成亲，以致贫寒无力之家，其子女迁延不得嫁取。又元律规定，地主殴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而佃户打死地主，除处死之外，还要付烧埋银五十两。可见佃户虽是良民，但其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甚低。
6。赋税制度
元代的赋税制度比较混乱，北方、南方的税制亦不相同。税粮、科差 北方的赋税主要有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所谓丁税每丁粟二石是指全额丁税而言，然而纳丁税的人户并不都是交纳全额的。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规定：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二石，驱丁粟一石；减半科户丁说，每丁粟一石；协济户（家中没有成丁的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原已入籍、后又迁移他乡就地入籍的户）丁税，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二石。丁税和地税并非由民户同时负担，一般情况是，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但也有混乱情形存在，即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另外，凡征税粮时，每石又带征“鼠耗”三升，“分例”（手续费）四升。科差又分丝料、包银、俸钞三项，都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丝料开始于元太宗窝阔台时，当时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纳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这一办法到元世祖时又有变化，改为每二户出丝二斤，交纳政府；每五户出丝二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称为五户丝。由此，每户丝料的负担要比原来增加一倍。包银在宪宗蒙哥时，规定每户征银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每户纳银四两改为纳钞四两，由于钞与银的比价是钞二两合银一两，所以实际减轻了一半。俸钞始于元世祖时，每户纳钞一两，用作官吏的俸禄。夏、秋二税 南方的赋税制度则沿用南宋的两税法，按照地亩征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秋税征粮，夏税征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南方也有科差，分为户钞和包银两项。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在元世祖时规定，于一万户田租中征钞百锭。包银始于元仁宗时，相当于北方的俸钞，每户征银二两，折收至元钞十贯。元代全国的税粮总数，每年一千二百余万石，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方。括马、和买、和雇 除去上述赋税之外，元朝政府还有种种名目的勒索，不时加之于人民。如有所谓“括马”，即是无代价地向民间强取马匹。根据可靠材料，元朝一代所括民间马匹，至少在百万匹以上。又有所谓“和买”、“和雇”。“和买”是官府采买民间物料，或派给民间造作项目，而不给予价钱，或给价极少，其名为“和买”，实则科派强取。“和雇”则是官府雇佣民间车辆脚力从事运输，而给价十不及二三，名为“和雇”，实际等于征发徭役。徭役与差役 元朝政府又有繁重的徭役和差役，把所属人口划分为民户、站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盐户、窑户等，称作“诸色户计”，使之各当其役。一般民户要负担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徭役，不时被征发应役，几乎无日休息。其他人户则要各自负担一种特殊的差役，并且要世世代代负担下去，永远不得解脱。元朝的徭役与差役繁重严酷，是使广大农民破产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 业
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忽必烈即位以后，即开始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轻视的态度，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其一是下令保护农田。忽必烈曾屡戒蒙古贵族及蒙古军不得因打猪践踏农田，不得侵占农田作为牧场，强调要“使百姓安业力农”①。其二是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早在1261年，忽必烈已设立劝农司，派出若干人为劝农使。1270年，又设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同年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1288年，又于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大力提倡耕垦。这些机构在元初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三是颁行《农桑辑要》。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所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四是成立村社。先是北方民间有“锄社”的互助组织，“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①。1270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北方汉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立一牌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在组织督导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织，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荒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元世祖忽必烈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便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②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大兴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又元初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各地设河渠司，专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大致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陆续得到了修复。如陕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复，到元朝后期仍可灌田七万余顷。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复，使大量农田免于水患。第二，棉花种植的推广。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又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布绢等物。这些都说明江南植棉业的发达。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国广泛种植了。由于棉花广为种植，所以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都专门写了植棉的方法。第三，人口的增加。元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蒙古灭金得中原州郡后，太宗七年（1235年），下诏登记民户，凡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有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宪宗二年（1252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登记民户，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有余，于是南北方民户总书于册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在此数之内①。历代封建经济达到繁荣时期，封建政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万人口之数，元朝政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余万，说明元代农业已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2。手工业
官手工业 元代的官手工业很发达。蒙古统治者开始不知农业的好处，但却知手工业的好处。因为手工业工匠能够提供优良的军器和各种消费品，所以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如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民户三十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者十余万户，其余放还为民。又在北方搜罗工匠四十二万，设立局院七十余所。被搜罗的工匠称为匠户，与普通民户不同，立有专门的匠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