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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宋与西夏的对峙
西夏建国 西夏国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也称党项羌，原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三省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唐初，党项族各部落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在其带领下，党项各部落先后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都督府和州，赐拓跋部酋长李姓，以其为都督。后来党项族为吐蕃所迫，渐迁至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复赐李姓，封夏国公、夏州节度使。五代时，党项乘中原混乱，扩充势力，以夏州（今陕西横山）为中心，割据一方。宋初，党项委蛇（wēiyí威移）于宋、辽之间，接受双方封赐，但主要是联辽抗宋。宋真宗时，考虑到同时对辽和党项作战，人力、物力都难于应付，便对党项妥协，授党项首领李继迁以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五州之地。此后，李氏以五州为基地，继续扩张，并攻陷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称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李继迁子德明在位时，主动向宋求和。宋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给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并开展双边贸易。可是，李德明仍受辽封，为夏国王。宋乾兴元年（1022年），党项在灵州怀远县建新城，称兴州，迁都于此。宋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攻下原为回鹘、吐蕃占据的甘州和西凉府。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为夏国王，承认其割据的合法性，不久，德明死，元昊继位，继承向吐蕃、回鹘进攻，先后占据了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敦煌）、肃州（今酒泉）。这时，李氏统治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①包括夏、银、甘、凉等十几州，沃饶的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均在控制之下，党项族的经济逐步转向以农业为主。
西夏的制度 西夏国的建立者李元昊是党项族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通晓佛学和蕃、汉文字，熟悉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注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在西夏国所立制度，基本上仿照宋制。中央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和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还有农田司、群牧司、文思院等机构，分掌庶政。官员则由党项贵族和汉人分别担任，另有一些官职专授党项人。中央还设置“蕃学”和“汉学”，分别选蕃汉官吏子弟入学，以科举取士。地方上亦同宋制，设府、州。军事上实行征兵制，每二丁取正军一人，总兵力有几十万。西夏还仿汉字形体，创造西夏文字，通令全国使用。在夏国统治的二百年中，西夏文一直使用。夏亡后，仍长期流传。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元昊称帝后，要求宋廷承认，但遭拒绝。双边贸易亦中止，宋、夏关系急剧恶化。从宋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元昊连年发动对宋战争，北宋连遭失败。宋朝被迫让步，谋求与夏和好。西夏虽然连胜，但也多有伤亡，财力难以支持，国内人民普遍厌战；加上夏、辽关系破裂，为避免两面受敌，也愿与宋议和。于是，宋、夏在庆历四年（1044年）签定和约：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四、王安石变法
1。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可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二、在社会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苛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祐年间（1056—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②“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祐（1049—1054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八十年间兵员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国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农村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主户又有官户、民户之分，官户也叫形势户，即品官之家，有减免赋税等特权。民户为平民之家，依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在北宋总户数中，地主阶级，也就是官户和民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合计，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十，然而他们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阶级，也就是民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全部客户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约百分之五为城镇居民），却仅占有全国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农民只好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约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状况，大大加深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赋役苛重 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残酷压榨。北宋的赋税主要有二税（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杂变之赋（杂税）、丁口之赋（丁口税，总称身丁钱米），在纳税时，又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税等额外盘剥。在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差役负担。差役也叫职役，是主户轮流到政府部门服劳役，其名目繁多。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一般地主也常常设法逃避当差，所以应役者主要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徭役则不分主、客户，一律承担。其项目亦很多，服役时间视需要临时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少数民族。特别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①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四川地区的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淳化二年（992年），当时，正逢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的赋税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广大人民生活无着，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在故乡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领导旁户农民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占据了青城、彭山等县。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北上，在江源县（今崇庆县东南）大败�